• 习近平在福建(十):“习近平同志是一名非常出色的班长和领路人”(下)
    习近平在福建(十)采访对象:金能筹,1941年10月生,福建闽侯人。1983年2月任福州市委常委兼市委秘书长。1984年3月任福州市委副书记,其间先后兼任市委秘书长、市纪委书记、市政协主席。1993年2月任福州市市长。1995年5月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兼省委统战部部长。2010年5月退休。采  访  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采访日期:2017年6月8日初访,7月10日再访,2020年1月7日核访采访地点:福州市金能筹家中,福州市芳沁园,福州西湖大酒店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制定实施战略规划的情况。  金能筹:1990年以前,福州市作为中国首批对外开放的沿海城市,竞争力和其他省市存在一定差距。习近平同志主持福州市工作以后,高瞻远瞩,以科学的眼光,集思广益谋划福州的发展。他亲自牵头,开展福州发展战略研究,制定《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在这个过程中,他强调调研是工作思路的源泉,是提高决策水平的有效途径。当时,全市组织了1600多名干部,围绕581个课题,深入基层开展调研,北上南下到国内许多先进地区考察取经,形成367篇调研报告。之后又邀请各个领域100多位专家学者进行论证,组织市直机关、县市区领导、市直大中型企业领导和基层的同志,开了几十场征求意见座谈会,还通过晚报发动了3万多名市民参与问卷调查。这个“万人问卷、千人调研、百人论证”的过程历时半年,《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十易其稿,经市委六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审议通过,为福州未来3年、8年、20年经济社会发展描绘了清晰蓝图,所以称作“3820”工程。这个战略构想符合福州的实际情况,促进福州由滨江型城市向滨海型城市跨越,由河口港向海滨港发展,工业经济也加快向江阴、罗源湾两个港区南北两翼集聚。现在回过头来看,“3820”工程的战略目标已经如期实现,而且与实际发展完全吻合。  这个战略构想形成以后,“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等战略构想随之应运而生。基于对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和趋势的深刻洞察,习近平同志开始构思“海上福州”发展战略。“海洋”这个关键词在实施“3820”工程、建设“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实践中,早早被提上议事日程。1994年5月26日,福州市在平潭召开建设“海上福州”研讨会。当年6月12日,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建设“海上福州”的意见》,在我国沿海城市中最早发起向海洋进军。《意见》明确提出:“福州的优势在于江海,福州的出路在于江海,福州的希望在于江海,福州的发展也在于江海。”思路和方案清晰了,全市上下以“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精神,比学赶超、力争上游,很快沿着这个思路和方案发展起来了。在习近平同志亲自领导福州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6年中,福州经济年均增速都在20%以上,经济总量从全国省会城市第12位跃升到第9位,财政收入翻了两番,福州进入发展最快的时期,成为东南地区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这个时期的工作,奠定了福州20年快速发展的坚实基础。习近平同志在福州的一系列探索和实践,已经成为福州的宝贵精神财富,成为引领福州人民不懈奋斗和追梦的源源不绝的动力。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有很开阔的国际视野。请您讲讲他在任期间的“鼓岭故事”,还有他推动福州与美国塔科马市结成友好城市的经过。  金能筹:鼓岭的故事,现在已经广为人知了。1992年春天,习近平同志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文章《啊!鼓岭》,说的是一位美国老太太伊丽莎白,对中国一个叫鼓岭的地方充满眷恋和向往的故事。伊丽莎白的丈夫弥尔顿·加德纳,生前是美国加州大学的物理学教授,1901年随父母来到中国福州,在这里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时光。1911年,加德纳全家回到美国,此后几十年里,加德纳一直想回到中国看看,但因为种种原因,直到去世前也未能如愿。后来,伊丽莎白在中国留学生帮助下,了解到丈夫心心念念的“鼓岭”就在福州市,渴望替丈夫圆梦。习近平同志读完这篇文章,放下报纸后就通过对外友协邀请加德纳夫人来榕城访问。她来的时候,习近平同志亲自接见她,还送给她一个工艺品花瓶作为礼物,并授予她“福州市荣誉市民”的称号。这一举动,令这位美国平民老人非常惊喜、非常感动。  习近平同志主持福州市工作期间,还直接推动了福州与美国华盛顿州塔科马结成“姐妹城市”。这件事情的缘起,要从1993年10月在福州市举办的北美建筑博览会说起。时任塔科马世界贸易中心执行董事的考妮·培根向我转交了他们的市长写给福州市的一封信,信中希望能与福州结成友好城市。习近平同志知道这个事情以后,于当年11月3日,率团访问塔科马市,并与市长魏可人亲切会谈,探讨建立友好城市的可行性。访问期间,习近平同志考察了这座城市的城市规划、文化、教育领域的具体情况。之后,在他亲自推动下,友好城市的缔结进展非常迅速。  1994年11月,培根女士作为塔科马市长魏可人的全权代表访问福州,当天就签订了友好城市协议。那天,我代表市政府签字,习近平同志与美国驻广州总领事作为见证人出席签字仪式。从此以后,两座城市在教育、文化和体育运动等领域展开了密切交流。可以说,福州与塔科马两市的友好合作,是习近平同志一手推动并完成的。  那个时期,中美关系正处于低潮。习近平同志通过这些工作,增进了中美两国的民间交往,也为中美关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到省委工作后,分管统战工作,您当时任省委统战部部长。请您具体谈谈当时统战工作的开展情况。  金能筹:1995年,习近平同志任省委副书记,分管的工作包括统战,我任省委统战部部长,有幸继续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习近平同志对统战工作非常了解、非常重视。  我任省委统战部部长时,前任部长已经调离5年了,统战部原来老的办公楼拆掉了,办公室都是借用的,只有一个副部长主持工作,在社会上也没什么影响。而福建省是统战大省,海外闽籍侨胞、台胞多,非公经济人士多,统战工作面宽、线长、任务繁重。  习近平同志的父亲习仲勋同志是我党统战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习近平同志耳濡目染,对统战工作也非常熟悉、非常重视。在他的领导下,福建统战工作很快摆脱了原来的被动局面,进入一个大发展时期。开展工作之初,习近平同志深入调研。1996年,省委召开全省统战工作会议,全面部署统战工作,习近平同志在会上作了报告。会后,省里还下发了《中共福建省委关于进一步加强与民主党派无党派代表人士合作与协商的意见》。  这个会开得很好,内容丰富,意义重大,解决了许多问题,而且把统战部门的各项工作重新“激活”了。很多“老统战”反映,习近平同志这么重视统战工作,开这么大规模的统战工作会议,部署得这么全面,在福建的统战工作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这次会议之后,习近平同志对统战工作持续密切关注。他多次召开座谈会,邀请各界党外人士参加,举办联谊交流活动。在这个基础上,他把很多工作加以制度化、规范化。  在习近平同志的倡导和推动下,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建设在福建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建立了省委领导与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无党派代表人士联系交友制度;党外人士通报会、协商会、“双周座谈会”等制度进一步健全;省政府成员会议和有关经济工作专题会议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列席形成制度;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重大外事活动实现突破;省政府部门与民主党派的对口联系进一步加强;邀请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代表担任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特约监督员形成制度;民主监督工作制度化、规范化。习近平同志还积极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就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以及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考察调研。他还多次亲自召集省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听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调研成果汇报,要求认真研究并反馈情况。在他分管统战工作期间,每季度都组织民主党派成员到省内考察调研,每年组织一次到省外学习考察,为他们参政议政创造良好条件。  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抓好党外干部的培养和选拔,为他们创造良好工作环境,并亲自指导,统筹考虑。在他主导下,100多名党外人士成为考察对象,其中有一些同志后来走上了重要领导岗位。  习近平同志还主持制定了“1996年—2000年全省统一战线干部培训计划”。在他直接领导和具体指导下,全省各级党委和统战部从基层抓起,加强党外干部培养工作。在1999年福建县级换届中,全省有61个县区选出党外副县区长,占县区总数的71%;一批党外干部也走上了县区政协的领导岗位。此外,他还指导推动党外干部担任政府部门领导职务,省市县政府四分之一以上部门都选配党外干部担任领导职务,党外人士实职安排取得巨大突破,从华东地区倒数位置跃居前列。通过这些工作,全省建立了一支结构合理、人才济济、强有力的党外后备干部队伍,为不断发展和壮大福建的统一战线打下了良好基础。  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海外港澳台代表人士的统战工作,他亲自出面接待来访的重要团体,倡导并亲自参加每年分别在深圳、珠海召开的港澳地区政协委员、省海联会理事座谈会,把工作做到前沿。  习近平同志开展统战工作非常善于创新。前面讲的定期在深圳、珠海召开港澳人士座谈会,把工作做到前沿,就是从实际出发的大胆创新。再比如,以前,省里几家统战工作部门隶属于党委和政府的各个方面,相互之间的沟通较少,协调不够,“统一战线不统一”成为一个老大难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习近平同志在省里建立了统战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由省委办公厅牵头,他来主持,定期把几个涉及统战的单位集中在一起,交流协调工作,进行统一管理。在他担任省委副书记分管统战工作期间,先后召开了十一次统战工作联席会议。这个举措,在全国开创了先例,为解决“统一战线不统一”的问题提供了成功经验。  这里,我还要说一说,在一些同志看来,统战工作很“虚”。实际上,统战工作是做人的工作,同样需要发扬“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精神,“虚功实做”,扎扎实实,才能出实效、见成果。那几年在习近平同志的直接领导、精心指导和严格要求下,福建的统战工作展现出三个特点。  一是重大工作部署、起草指导性文件,事先必须有调研。召开统战工作会议和统战部长会议前,起草以省委名义出台的全局性、规范性的指导文件前,习近平同志都要求我们组织力量,深入各地市、部分县市区和省直有关部门开展调研工作,了解情况找问题,把“功课做足”,使工作部署和下发文件更具针对性、可行性,避免“空对空”。  二是对工作部署、重大文件的贯彻情况必须有检查。省委开过统战工作会议、下发指导性文件一段时间后,我们就按照习近平同志的要求,组织统战部机关同志,分头到各市和部分县区、省直部门,了解各地和相关单位贯彻落实会议和文件的情况,推动相关工作,并且将贯彻落实的情况汇总向习近平同志和省委作出书面汇报。  三是重大举措出台之后必须有协调督促推进。比如省委统战工作会议对党外干部实职安排工作作出部署后,我们在习近平同志具体指导下,抓准契机,及时与相关部门协调,督促落实。有合适人选的在当地推荐选拔使用,没有的尽量结合挂职工作,从省、市下派。落实党外人士列席有关会议制度,也积极主动地与有关方面协调落实。实现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重大外事活动的突破,也是不厌其烦地反复协调促成的。  那几年福建统战工作取得了较好成绩,曾得到中央统战部表扬。这是习近平同志强有力领导、精心指导、谋划全局的结果,是他带领我们真抓实干,把一件件大事、一项项工作扎扎实实地抓起来、锲而不舍地干下去的结果。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后,你们还见过面吗?  金能筹:习近平同志到中央工作后,我们见过两次,都是他来福州视察,接见当年共事的一些老同志时见到的。  第一次是2010年,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来福州视察。接见当年共事的一些老同志时,他握着我的手微笑着说:“能筹,你的身体不错啊,精神还是很好!”我说:“毕竟年龄大了,比不了那时候了,但我的身体还好,没什么毛病。有一段时间没见到您了,我很想老书记您啊,我们大家都很想念您。我还要代我爱人向您问好。”他亲切地说:“我也向你爱人问好。”习近平同志还向大家说:“他爱人穿戴得体,做事很有条理。”  大家一起谈话的时候,他又问我:“能筹同志,你在统战部工作了几年?”我说:“整整6年,我都是在您直接领导和具体指导下工作的,那几年心情非常舒畅,工作十分顺利。”  习近平同志还回忆了平潭“7·22”事件。那次事件,发生在1990年7月22日,当时有一船的福建人私渡去台湾,台湾方面把人遣送回来的时候,很野蛮地把这些私渡者关在钉死的船舱里面,后来因为缺氧和酷热,里面很多人都闷死了。这件事前期由省里出面处理,在处理过程中,悲痛欲绝的家属意见很大。后来,刚到任福州3个月的习近平同志向省里提出,由福州市接手处理这件事。省里同意后,他立即派我去调查处理,搞好协调安抚赔偿等工作。我每天都以简报方式向他汇报工作进展情况,他每次都有明确指示,使我们工作开展得很顺利。他提到这件事,让我非常感动。习近平同志身为国家领导人,仍然惦记着我这位老部下、老同事、老邻居,依然关心我,肯定我过去的工作,真是不忘旧情,充满人情味啊!  第二次重逢是2014年11月1日,习近平同志作为党的总书记到福建来视察,当晚就集体接见了省级部分老同志。我有幸得到了他的接见。那天,我跟他握手的时候,他问我:“能筹,你现在搬到什么地方住了?”我说:“我从2010年8月就搬到省机关管理局盖的一栋楼住了。”习总书记对大家说:“我和能筹同志原来住在一栋楼里,我住在401,能筹住在501,我们是邻居。”  当时,我得了胆囊炎,虽已差不多痊愈了,但看上去仍有点消瘦。习总书记关切地问我:“你身体还好吧?”每忆起这个细节,我都非常感动、感恩于老书记的关怀!这次接见,我再次体会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和蔼可亲,以及他对老同志、老部下的关怀备至,再次领略了他高尚的人格魅力和领袖风度,这也更让我感到无比高兴和欣慰。  采访组:请您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时政、经济热点,谈一谈对习近平同志这几年施政的评价及认识。  金能筹:记得党的十八大召开后的3个多月,党报有刊登习近平总书记“百日新政”的报道,主要记述了在100天内,他领导我们党和国家作出的重要抉择和取得的成就,令人鼓舞,举国振奋。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领导全党奋发图强,在内政外交国防各条战线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我党、我军、我国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国内外好评如潮。我特别注意到了六个方面。  一是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带一路”倡议深得各国赞誉并取得明显成效。在短短的时间内,这一倡议已被沿线各国接受。通过实践,有关国家已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效显著,对推动世界经济作用很大。此外,中国倡议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获得许多国家支持,成员不断增加,为世界和地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  二是深化改革大有进展。习近平总书记作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主持召开多次会议,他根据各个专题对深化各项改革作出部署、提出要求,使得我国各项改革稳步推进,取得巨大成效。尤其是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经济逐渐步入了高质量发展的轨道。  三是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取得突破。这些年,在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我国越来越重视环保建设和生态保护,中央多次对这个问题进行强调,专门开会对生态保护工作作出部署。我国环境和生态建设成效明显,有目共睹,雾霾治理也取得阶段性成果。  四是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倡廉深入人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出实招,端掉了一些搞腐败的“大人物”,大快人心。同时,也提出很多制度化的措施,提出“八项规定”要求,这些都是史无前例的。  五是外交成果丰硕。习近平总书记就任以来,每年多次出访,辗转国际舞台,与各国友好交往,外交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极大提升了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确立了中国的大国风范,在世界上赢得广泛赞誉和好评,使我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  六是深化军队改革,提高国防实力。一方面打军内“老虎”,加强了部队思想政治建设;另一方面抓改革强军,有条不紊进行大规模军改,推进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围绕“能打仗、打胜仗”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进行多次军事演习,在国际上树立了中国军队威武之师的形象。  我深深感到,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各族干部群众,在改革发展关键时期,有习近平同志这样一位卓越的领袖引领我们前进,是一种福分,是一种幸运。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反腐倡廉、深化改革、务实强国诸多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有力措施,深得民心,收效显著。水有源,树有根,这是他在地方工作时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工作作风、人格魅力的体现、延续和提升。文章来源:《学习时报》2020年7月8日第3版
  • 习近平在福建(十):“习近平同志是一名非常出色的班长和领路人”(上)
    采访对象:金能筹,1941年10月生,福建闽侯人。1983年2月任福州市委常委兼市委秘书长。1984年3月任福州市委副书记,其间先后兼任市委秘书长、市纪委书记、市政协主席。1993年2月任福州市市长。1995年5月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兼省委统战部部长。2010年5月退休。采  访  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采访日期:2017年6月8日初访,7月10日再访,2020年1月7日核访采访地点:福州市金能筹家中,福州市芳沁园,福州西湖大酒店采访组:       金能筹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你们在一起工作了很长时间。请您谈谈对他的印象。金能筹:       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和宁德任职的时候,我和他在省里一些会议上经常能够碰到,从那时我们就认识了。当时,我和他没有多少交流,但对他的印象很好。他1990年来福州任市委书记,我当时是市委副书记兼市政协主席。他在福州市工作后期就任省委副书记,我调任省政协副主席兼任省委统战部部长,统战工作是他分管工作之一。所以,我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长达12年多的时间。      说起来,习近平同志既是我的老领导,也曾经是我的老邻居。他到福州工作以后,住在福州市鼓楼区一个普通小区里,房子没有任何装修,水泥地、白墙壁,非常简陋,我就住在他的楼上。他当省委副书记以后,还在这里住了一小段时间。所以,我们既是一起战斗的同志,也是和睦相处的邻居。在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我对他的印象越来越深刻。      第一点,习近平同志那时很年轻,高大帅气,有阳刚之气,同时也有中国人儒雅的风范。      第二点,习近平同志的穿戴一直比较朴素。我记得,他经常穿部队的衣服和裤子。他对吃喝一点也不讲究,从来都是能简单就尽量简单。在出行和组织各项活动时,他也是厉行节约,注重实效,从不讲排场。      第三点,习近平同志谦和低调,没有一点官架子,他不仅为人随和,平易近人,而且富有人格魅力,威信高,凝聚力强,具有高超的领导艺术。在福建工作的十几年时间里,他和同志们感情都很好,工作上很有耐心,从来没有对我们发过脾气、拍过桌子。即使我们有时候工作没做好,他也是循循善诱,督促大家进步。他讲的话,大家都很容易接受。      第四点,习近平同志思路很敏捷,知识面很广,博古通今,文化素养很高,同时又有很强的敏锐性和洞察力,考虑问题很深远。这与他长期博览群书有很大关系,也与他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和长期的工作实践分不开。      第五点,习近平同志虽然年轻,但工作上非常干练、非常有魄力,很多重大问题他都在抓,各种方案的制定他都非常认真,亲力亲为。同时,他也很懂得运筹和谋划。他做工作,不只是完成眼前的事,而是会像下围棋那样进行全局的统筹考虑,也会像下象棋那样考虑后面几步的效果。      总的来说,习近平同志确实是一名非常出色的班长和领路人。他当福州市委书记的时候,不仅卓有成效地领导了福州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也在加大扶贫力度、重视舆论宣传、关心干部、关心老同志、贴近群众、关注弱势群体、支持部队工作等各个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做了很多工作。在他领导下工作,我们不仅心情愉快,而且学到了很多东西。很多同志都表示,与习近平同志一起的那几年,是自己提高最快、做事情最多的时期。现在,我经常回想起那段岁月,他的一言一行都历历在目,难以忘怀。采访组:       您在习近平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长达12年多的时间,一定有很多难忘的事情,能不能给我们具体讲一讲。金能筹:       我们在一起工作,难忘的事情太多了。这段时间我梳理了一下,作了一些回忆,就说23件吧。      第一件事。习近平同志来福州任职的时候,我原定有一个出国考察访问的工作行程,机票都买好了,但为了支持新书记的工作,我就取消了出访。那个时候,发达国家很多先进的管理经验值得我们借鉴,难得有一次出国考察访问、长见识开眼界的机会。习近平同志了解到我取消出访的情况以后,一直记在心里面。后来,有一个去澳大利亚考察访问的机会,他就马上跟相关同志联系,为我争取。虽然那次因为工作原因我还是没有去成,但这个事情反映出他对部下十分关心,也反映出他待人真心。      第二件事。1990年,习近平同志刚上任的时候,我当时负责市委的日常工作。他主动找我谈心,态度非常亲切,他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能筹同志,你跟我在一起工作,不用对我设防。”我听了这句话,就好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后来我越来越了解他,发现他这个人非常坦诚,为人诚恳,也很善于团结干部。我有什么问题就向他汇报;他有什么指示,也会开门见山地告诉我。我们之间无论工作的接触还是思想的沟通,一直都非常密切,这也促使我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      第三件事。1990年9月,习近平同志带领市五套班子部分领导和市委办公厅几位同志到福清调研龙田军用机场转民用问题,中午在那里吃饭,准备饭后返回市里。吃饭时,他对我说:“我来福州,就剩下平潭县没有去过,我想去一下。”我马上说:“我陪您一起去。”于是,我们赴平潭调研。没想到,从平潭回福州时,调研组的一辆中巴车在乌龙江北岸发生了严重的交通事故,车上的人大部分都受了伤。当时,我和习近平同志乘另一辆车。面对突发情况,他马上安排处置,把所有伤员都送到了福州市第二医院抢救。其中,市委一位副秘书长伤势非常严重,医院发了病危通知书。习近平同志还亲自从省里协调专家来会诊和抢救。经过专家诊治,这位同志的伤情得到缓解,脱离了生命危险。那一个月,每天晚上我都陪着他到医院去看望伤员。受伤的同志和家属都很感动,医生也反映,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关心同志的领导。一般的领导,去看看表示一下就好了,哪里有天天往医院里跑的?前两年,我去这家医院,遇到了当年参与救治的主任医师。这位医师回忆说:“当年市委发生大车祸,习书记亲临指挥抢救,殷切关怀伤员,天天都到医院看望,他真是关心干部啊!那些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第四件事。习近平同志刚来福州时,市里还没有准备好他的住房,就暂时先让他住在老干部宿舍里。他毫无怨言,很快就和老干部们熟悉了,并且相处得很愉快。后来有了新宿舍,安排他搬过去,我看他一个人过去住显得有点孤单,就也搬了过去,当时我们经常一起上下班。新宿舍的条件很简陋,水泥地面,没有任何装修。市里提出要给他的宿舍铺上瓷砖,他认为这是浪费公家的钱,没必要,一直不同意。于是我说:“我向习书记学习,也不铺瓷砖。”就这样,我们一直都没有铺瓷砖,保持着“原生态”的水泥地面。      第五件事。习近平同志非常节约,他穿衣吃饭都很朴素、简单,即使是他应有的待遇,也是能省则省。他刚到福州任职时,市委给他配了一部比较旧的国产车。之后不久,市里采购了一部新车,要分配给他坐,他拒绝了,还是用原来那部旧的国产车。再后来,印尼华侨领袖林绍良先生赠送给福州市两部高级进口车,并明确地说:“一部给习书记,一部给金市长。”当时,机关干部向他汇报,他没同意。办公厅后来还是把手续办了,并把车开过来,让他坐。他说:“我不换车,坐原来的车就好。”机关的同志说:“手续已经办好了,这车可比国产车舒服多了,您还是坐吧!”他仍然没有同意,还是坚持坐原来的车。我向他学习,自然也不坐新车。最后,习近平同志把这两部新车分配到了马尾开发区,作为外商接待用车。他说,马尾那边外商来得多,他们工作上用得着。      第六件事。我们是楼上楼下的邻居,我在他的楼上住,所以一起上下班的时间比较多。那个时候,每周只有周日可以休息,没有特殊情况的话,我周日上午都会去办公室梳理本周的工作,准备下一周的工作。每当遇到需要向他汇报的情况,我就会给他打电话。我说:“书记,您有没有空?我到您家里请示一些工作。”每次他都说:“能筹,你来吧!”而且每次我汇报完,他都会有明确的指示和要求。这样,我干起工作心中就更有谱了。习近平同志每次出差或者出访期间,我都会把他不在福州期间的工作情况整理成材料,等他回来以后一一向他汇报。不但有书面汇报,还有口头汇报。他也一直关心我、支持我、培养我。我在他身上学到了好思想、好品德、好作风,在他领导下工作,心情非常舒畅,共事非常愉快,感情非常融洽。      第七件事。我和习近平同志有时同乘一部车上班。有一天,车刚开出小区,在一个拐弯的地方,遇到一位骑自行车的老人家,车后面驮着一捆柴火。当时车并没有碰到他,但是老人家因为驮了重物,操控不灵活,突然见到汽车,躲闪不及,摔在了地上。当时,车上除了司机以外,还有一位工作人员,但他们只是坐在车上看着,并没有下去扶人的意思。习近平同志马上让他们下去扶人、扶车。后来,他还跟他们两个说:“虽然没有撞到老人家,但也应该扶人家一把。我们总是讲群众观点,平时也要做到才是。”当时我很感动。我想,他是从基层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干出来的,他长期与群众打交道,说他“关心群众,心系群众”,确实是名副其实。      第八件事。我当全国人大代表时,每年全国两会,各地闽籍代表都会跟我交流,并且向我提出一些关于福州市政建设、管理和交通等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就在北京专门把这些意见和建议收集整理好,回来向习近平同志汇报。每次,他都十分重视,马上召开会议讨论研究,要求认真办理,并要求将办理结果向各位代表反馈。每一条意见和建议落实以后,代表们都很高兴,他们写信、打电话,表达喜悦的心情,称赞习近平同志真正做到了“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应”。      第九件事。在福州工作期间,我常常陪同习近平同志接待客人和外商。接待完后,对客人和外商提出的一些事情,他会把相关同志留下来,交代大家处理。每一次,只要是交代我处理和协调的事情,我都会召集有关部门进行协商,再用书面或口头形式逐一向他汇报结果。每一次,他都会及时给予指导。这样,我们党政一把手,经常沟通交流,彼此之间相处得非常融洽。      第十件事。有一次群众向习近平同志反映一件很棘手的事情,他让我来调查这件事,并且要尽快办好,让群众满意。我克服了一些困难,很快把事情办好了,向他作了汇报。他很满意,在一次五套班子领导会议上说:“能筹同志按照‘马上就办’的精神,不声不响地就把我交办的事情办好了。”我想,习近平同志是借此机会,向全市党政机关倡导“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      第十一件事。1993年初,福州市煤气公司在生产当中遇到一些问题,储气罐存在漏气漏压安全隐患,影响正常供气。因为煤气关系到千家万户生火做饭,是重要的民生工作。习近平同志对这个事情很重视,迅速作出批示,召集有关部门开会研究。按照他的要求,我跟有关部门反复协调。过了两天,正好是我当选市长那天,我连夜到煤气公司落实习近平同志批示,之后就回来向他报告:“事情全部解决了,煤气公司生产恢复正常。”他听后十分满意。我想,这算是“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一个具体实例。那一年,在他的关心指导下,福州市引进新加坡企业,在长乐合资建设生产供应液化石油8万吨设施基地,彻底解决了煤气公司的后顾之忧。      第十二件事。注意邻里关系。我与习近平同志住楼上楼下,他们夫妇二人与我和我家人都很熟悉。当时,他们的女儿刚出生不久,新生儿难免有些啼哭吵闹,他们生怕打扰到我和其他邻居。彭丽媛老师一见到我就很客气地说:“很不好意思,我们的孩子小,经常吵闹,影响你们休息了。”我说:“没有关系,不影响。那么小的孩子,哭一哭很正常。”这么小的事情,她讲了多次,每次都很客气地向我或我家人表达歉意。2010年,习近平同志和彭丽媛老师一起到福州视察,她又提起当年孩子吵闹影响我的事。我就说:“彭老师,真的没有影响到我。”彭老师说:“怎么会没影响呢,肯定吵到你了。”其实,说实在话,他们的小孩哭闹,确实没有影响到我。我们大都有这样的经验:如果是一个陌生人碰了自己一下,或者吵到自己了,我们可能会很敏感,但是自己的亲朋好友即使影响到了自己,也不会放在心上。我虽然有时听到他们的孩子吵闹,但我完全没有觉得自己被打扰,更何况彭老师的态度一直这么客气。      第十三件事。1994年春节,我和习近平同志一起从宿舍出发去参加春节团拜会。下楼的时候,他问我:“福州有什么民俗?我需要注意些什么?”我说:“有个民俗,就是出门碰到的第一个小孩要给压岁钱。”他问:“给多少?”我说:“这个不一定,给一点就可以了。”我们刚从楼里出来,刚好见到了门卫叶世禹5岁的儿子叶福在门口玩,习近平同志马上把叶福叫过来,掏出100块钱给了他。1994年的100块对于一个小孩来说,可是个不小的数字,叶福一看有这么多钱,就高兴得跳了起来。另外,叶世禹的住房条件非常紧张,他和爱人、父母、小孩一家五口人住在七八平方米的房子里。习近平同志知道后,帮他协调解决了一套50多平方米的公租房。现在,多少年过去了,叶世禹偶尔见到我,还念念不忘地提到习近平同志。他说:“那一年春节,习书记还给过我儿子100块压岁钱,后来还帮我解决了公租房,他真是很有人情味的领导啊。” 采访组:       您刚才讲的这些事情,虽然不是工作上的大事,却能够真切反映出习近平同志的作风和品德,我们听了也觉得心里很温暖。这样的故事,我们很爱听。还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情呢?金能筹:       好,我接着说。      第十四件事。习近平同志不仅要求干部廉洁,也严于律己,十分清廉。每次出访,或是有客人来访,外国官员或华侨出于尊重和礼节赠送礼物,习近平同志都全部退还或上交。澳门有一位很有名望的闽籍乡亲,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他回福州投资期间,曾经把一个小礼品送给彭丽媛老师,彭丽媛老师当场婉言谢绝,这种做法体现了良好的家风。      第十五件事。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机关里存在着炒股现象。当时,这是违反规定的。他很重视这个问题,并针对这种现象明确规定“机关工作人员不能炒股”。他不仅提要求,而且严格督促,在当时保护了一批干部。      第十六件事。习近平同志有一个很好的习惯,每周都会安排一定的时间找干部谈心,有一般干部,也有县处级干部。干部想找他,如果时间安排不开,他就让秘书记下来,根据时间来进行安排,一周有时谈几个、十几个,有时谈二十几个。这种做法,对日常工作和干部成长都非常有好处,既能倾听他们的心声,也能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习近平同志的谈心很有艺术,也很有耐心,他在给干部提出问题的同时,也经常鼓励干部,谈话效果非常好。我就曾经见到,有的干部愁容满面地来找习近平同志,等谈完话出来的时候,变得神采飞扬了。      第十七件事。习近平同志十分尊重老同志,十分关心“五老”和“老少边贫”地区人民,真正做到尊老敬贤。他到任福州第三天,就登门看望20多位市一级离退休老领导和老红军。之后,他创立了市级老同志座谈会制度。除了逢年过节走访慰问、老同志生病住院亲临慰问外,每个季度还安排一次座谈会,邀请市级老同志座谈,向他们通报情况,分析形势,听取他们对福州市工作的意见建议,老同志有什么问题,他都及时处理。有一次他在闽侯调研时,接到市委原常委、组织部部长邓协和同志去世的报告,他立即赶回福州,直奔医院病房,向邓老遗体致哀。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蔡良承同志去世时,习近平同志从北京出差回来,刚下飞机就直接赶到医院吊唁。对统一战线各界知名人士,他也是关爱有加,经常与他们谈心联络交朋友。平时哪位生病住院或遇到问题,习近平同志知道后就一定会去看望,有困难就想方设法帮助。逢年过节,更是一个不漏地登门慰问。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省农工党主委、省立医院院长李温仁同志逝世当天,恰逢习近平同志带领我们赴深圳召开香港地区省政协委员、省海联会理事座谈会。出发前,他一大早先去吊唁李温仁同志,对家属提出的相关要求,当即指示组织部认真研究并报送研究结果,之后才赶往机场。对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老劳模,习近平同志也始终放在心上。他是1990年4月下旬到福州任职的,时间不长就带领市委市政府领导,专程前往池伯鼎、赖爱光、王大俊、郑依姆、马春英等老劳模家里或工作岗位看望慰问、嘘寒问暖,拉家常、谈工作。      在革命战争年代,福州人民为解放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同志始终把“五老”和老区人民放在心上,经常在逢年过节、下乡现场办公或调研时看望慰问他们,关心他们的生产生活问题。1992年春节前夕,习近平同志来到闽东老区连江县透堡乡,与12位战争年代的老地下党员、老交通员、老接头户、老苏区干部、老游击队员亲切座谈。他深情地说:“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老区人民,不能忘记他们为解放全中国所立下的功勋。”当他了解到当地群众吃水难、看病难、缺开发性生产资金时,当即表态由市、县给予倾斜支持。      习近平同志经常强调,各级领导下基层搞调研,不能为调研而调研,不能走马观花,要务实,要敏锐地发现问题,及时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形成领导的决策。搞调研特别要到落后地区,到“老少边贫”地区去,了解那里群众的呼声和疾苦,为他们排忧解难,把党的温暖送到他们的心坎上。他说,“只有真正‘沉’下去,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才能听真话、观实情、办实事。”1993年6月,习近平同志在永泰、闽清、罗源现场办公、接访、调研时,就专程前往这三个县十几个“老少边贫”乡村,到老游击队员、畲族同胞、贫困户家中做客,促膝谈心。在“革命基点村”闽清县金沙镇上演村,他看望78岁的老游击队员谢元平时,关切地询问老人的身体和生活状况,征求老人的意见。1993年8月3日,习近平同志在连江县一中接访时,长龙乡下洋坪自然村的几位畲族妇女反映,该村饮用水含有大量有害物质,一些村民患了肝病,要求帮助解决生活用水问题。习近平同志详细了解了有关情况,当即与有关负责人商议决定,由市水电局、县乡财政拨款并发动村民集资新建一座小型水厂,让这个少数民族聚居地、老区基点村的群众喝上无污染的水。他强调,各级各部门尤其是先富起来的地区,要满腔热情地关心、支持、帮助“老少边贫”地区发展;“老少边贫”地区要发扬革命优良传统,立足自力更生,发挥自身优势,大力发展经济,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      第十八件事。关于宏观调控。上世纪90年代前期,我国一些地方出现了经济过热现象。习近平同志对经济工作十分熟悉,思路非常敏捷。他领导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国家宏观调控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有效的措施,包括加强对金融机构资金运用的管理和监督,严格调控金融信贷和各类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加强金融机构经营机制转换工作,建立和完善金融组织、市场、调控和管理体系;转变政府职能,增强宏观调控能力;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多方招商引资;加快工业经济结构调整优化,持续抓农业升温,推进城镇建设;繁荣城乡市场,稳定物价水平等等。通过这些得力措施,保持了福州经济健康持续稳定发展。那时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排队挤提存款的现象,但福州没有,这真是非常不容易啊!       第十九件事。马来西亚诗巫事件。福州是著名的侨乡,根据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统计数据,当时福州有75万华侨华人,分布在50多个国家和地区。联谊乡亲、招商引资、促进两岸统一是市委市政府的重要工作。1992年9月4日,我率领福州市代表团赴马来西亚诗巫,参加第二届世界福州十邑同乡大会。代表团近百人,福州各县、区都派人参加了。但是在那个处处乡音、充满乡情的场合却出现了不和谐的杂音。当时,有些诗巫华侨华人跟台湾当局走得比较近,所以主办方就有意贬低福州市代表团,不仅体现在接待上比较冷淡,比如我们去的时候没有人接,也没有派专门的车来接;而且在接风宴会上竟然唱起了《中华民国颂》!这件事涉及到原则立场,我当场提出抗议,随即率领代表团退场,并对大会主办方歧视福州市代表团提出抗议。接着,我们连夜召开全体代表会议研究对策。会后,为防止电话被窃听,我马上派人赶到邻市“猫城”古晋,给习近平同志打电话汇报情况。他接到电话非常重视,连夜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专门研究这件事,会后马上发来电报指示,就四个字“据理力争”。有了这把尚方宝剑,我第二天跟主办方交涉,再次提出抗议,重申立场,并在大会上态度强硬地发表讲话,重申此行目的就是联谊乡情、广交朋友、加强合作、共同发展,并表示无法容忍他人将政治态度强加给参加会议的所有乡亲。经过交涉,主办方作了解释说明并承认错误。为顾全大局,我们表示理解,并要求确保不再发生类似事件,把乡亲大会开成团结和谐的大会。之后,代表团按计划参加了大会后续活动。      第二十件事。在诗巫召开的第二届世界福州十邑同乡大会上,有一项议程是讨论下一次大会的举办地。当时,香港福州十邑同乡会想争取这个机会,但本身规模和实力有限,我给习近平同志打电话汇报了这件事,他了解情况后果断指示我“把大会接回来,就由香港主办,福州来承办,请大家到福州来”。有了这个指示,我信心大增。经过同乡会讨论,第三届世界福州十邑同乡大会以香港主办、福州承办的形式确定了下来。市里研究这个大会的筹备工作时,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要通过这次大会宣传福州,扩大影响,争取更多海外乡亲回乡投资兴业,促进福州外向型经济发展。他亲自担任大会顾问,主编了《世界福州十邑乡人创业史》一书,并为该书作序。1994年10月29日,规模空前的第三届世界福州十邑同乡大会在福州隆重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福州乡亲、各社团负责人、代表共3000多人参加大会。习近平同志为大会题词“十邑一家、情系福州”,并在大会上致辞。大会期间,习近平同志还会见了参会的各个代表团负责人,并到代表们下榻的宾馆、酒店看望乡亲。大会结束后,他还组织福州各县区各自把乡亲们接回祖籍地,亲身感受家乡的发展变化。      第二十一件事。处理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我记得1993年前后,为了减少出租车因故障引发的交通拥堵现象,提升福州城市形象,市里决定更新一批小型、破旧的运营出租车。由于种种原因,部分出租车司机对这个决定不满,在少数人煽动胁迫下,国庆期间发生了出租车罢运事件。习近平同志对这件事十分重视,连夜召集有关部门和城区领导开会研究处理,提出要组织力量深入了解情况,多方疏导,只要出租车没有恢复运营,我们就每天晚上开会,分析情况,研究对策。他还要求市交通系统所属的“蓝顶车队”出租车带头上路,缓解交通压力,公安和运政部门要派出干部,上街保护恢复出车的出租车安全运营。习近平同志接连开了两三个晚上的会,听取动态汇报,研究对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这一事件在短时间内迅速得到妥善解决。      第二十二件事。习近平同志作风非常民主,任何提交常委会研究的事情,他每次都是广泛征求同志们的意见,最后才做决定。比如干部任免的事情,他会完全按照当时规定的程序办,按照当时干部管理权限办。习近平同志十分爱护和关心干部,即使有的干部有做得不对的地方,也不轻易下结论,更不轻易换人,而是以批评教育为主,让干部认识到错误,并下决心改正,充分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党的干部政策。他还善于正确对待和处理班子内部出现的不团结现象,经常强调要多做化解矛盾的工作,既让干部意识到不足,也爱护和保护干部,维护了班子的团结,干部肯干敢干的积极性就这样被调动起来了。      第二十三件事。这件事发生在2006年3月,习近平同志任浙江省委书记的时候。我作为福建省政协副主席,到浙江去考察学习,当时他正好在北京开会,我怕打扰他,没给他打电话,但他后来还是知道了。他嘱咐浙江的同志说:“你们一定要认真做好接待工作。我在福州市工作时,和金副主席搭班子,他有很多好经验。”后来,浙江的同志转述了这句话,我听了非常激动。在福州的时候,应该说一直是他对我帮助很大,是我学习的楷模,而我做得还很不够。如今,老书记没有忘记我们这些下属,对我们的关心不减当年。采访组:       您讲的这二十三件事,形象再现了习近平同志当年工作和生活的点点滴滴。请您再讲讲他是如何关心群众生活的。金能筹:       习近平同志始终非常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把解决群众困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在福州市和省里工作这些年来,据我了解,他在民生方面做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件。      一是公开接访制度化。为了改变机关对群众上访应接不暇、久拖不决、积压过多问题,习近平同志在1991年倡导开展了市、县、区联合接访活动。在他带领下,市领导和各职能部门到基层“下访”,了解群众疾苦,为群众排忧解难。以前群众上访,干部很敏感,存在畏难情绪,许多问题能回避就回避,能拖延就拖延。而公开接访,就以主动姿态替群众解决了很多问题,从而也就从根本上维护了社会稳定。1992年4月12日,市区两级领导和相关部门300多人,分别在五区设点联合接访。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牵着两个先天性双目失明的儿子,到设在茶园山中心小学的郊区接访点上访。习近平同志亲切接待了他们,给他们让座上茶,倾听老太太诉说。她是鼓山乡远中村村民,一家三口全靠她耕作一亩多地维持生活。如今,老太太无力耕田,再也无法抚养两个盲儿。习近平同志和蔼地说,您的困难我们知道了,您放心回去,政府会替您分忧。送走老太太,他立即与民政局和区、乡负责人商讨解决办法,决定由市福利院接收两个盲儿,区、乡、村三级分别负担三分之一的生活费。1994年6月18日又一个市、区联合接访日,习近平同志在仓山第二中心小学接待仓山区群众。病退职工林孔香向习近平同志反映,他们一家四口三人残疾,全靠他一个人微薄的退休金维持生活,还要供养一个念大学的女儿,家境困难。习近平同志当即与区领导商议,由区政府出面调剂一间店面,由林孔香承租经营,并由民政部门补助1000元救济款。他说:“对这样有特殊困难的人,各级政府都要特别关心,多为他们‘雪中送炭’。”下渡街道下藤居委会群众反映,他们那里垃圾粪便没有倒放点,影响环境卫生。习近平同志当场责成有关部门立即采取措施解决问题。他说:“衣食住行是群众生活的头等大事。解决这些问题就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各级领导都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感,把群众的冷暖安危放在心坎上,发扬‘马上就办’的作风,扎扎实实为民办实事。”       二是重视“菜篮子”工程。福州人有一个特点,“三天不见绿,两眼冒金星”。就是可以几天不吃肉,但不能一天不吃绿叶菜。上世纪90年代初期,习近平同志刚来福州的时候,这里的蔬菜生产集约化、规模化程度都比较低,技术水平不高,产量一般,保障能力脆弱,供应水平始终在低位徘徊,大量蔬菜依靠外地运输进来,老百姓的“菜篮子”就成了当时的难点热点问题。习近平同志在每一年度的工作部署中,都把“菜篮子”工程放在首位。第一年,他就提出“菜篮子”工程要“保面积、扩基地、重投入、多产出、拓流通”的工作思路,还组织多渠道搞好商品流通,做到各类商品的花色品种丰富多样。他主导建立了郊区泉头农场、鼓山和琅岐等一批稳固的副食品综合基地,新建改建了双坂副食品批发市场、象园副食品综合商场以及当时全省最大的亚峰蔬菜批发市场,形成了国有商业企业为主导的批发市场体系。他还多次前往视察指导,仅泉头农场就先后视察了3次。他要求加强生产基地管理,严控征用菜地,并调整蔬菜生产布局,新开发菜地和改造老菜地1000公顷,在闽侯大湖乡等地种植高山反季节蔬菜,确保了市场繁荣。在他扎实的工作思路指导下,经过一两年努力,福州市“菜篮子”工程建设取得显著效果,市场供应充足,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保持基本平衡。全市除生猪自给率70%外,其他实现自给或自给有余,农副市场兴旺发达,市民们在一年四季都可以吃上各种各样物美价廉的放心菜。      三是重视群众的住房改善工作。过去,福州被称为“纸糊的福州城”,市中心很多老百姓住在简陋的木头房子里,墙壁用报纸糊了一层又一层,居所面积之狭窄、质量之低下、卫生环境之恶劣、防火防盗条件之差,都是现在的人们难以想象的。为了改善群众居住条件,1994年,习近平同志组织实施了两个工程:一个是“广厦工程”,主要改善行政单位职工和干部的住房条件;另一个是“安居工程”,主要改善城市户口人均4平方米以下人群的居住条件。习近平同志大力扶持住宅开发公司,采取多层次、多渠道、多办法推动这两个工程,发挥了住房解困的最佳效应。短短一年多时间,新建解困住宅49万平方米,为1.4万多住房特困户解决了住房困难,市区人均居住面积从“七五”期末的7.53平方米提高到9.3平方米,住宅成套率由40.58%上升到63.9%。与此同时,农村山区的“造福工程”也开展起来,并在扶贫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有的贫困山区“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群众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习近平同志推动实施“造福工程”,通过各方协调,帮助他们迁到山外交通发达的城镇周边,使他们有更好的居住条件,同时也能解决就业问题。      四是重视基础设施建设。改革开放前,福州市因为地处对台工作前沿,国家投入相对比较少,基础设施建设比较滞后,欠账很多。过去的福州几乎没有高层建筑,道路坑洼不平,水电供应落后,棚户区比比皆是,严重影响了群众生活,影响了投资环境,进而影响了经济建设。习近平同志到任后,狠抓市政建设,使福州进入一个大规模城市建设改造阶段。他在旧城改造建设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一片片棚户区拆迁,一栋栋大厦建设起来,由此也带动了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同时,在他领导下,福州在农村能源、交通、通信、码头港口等方面的建设也取得重要成就。他主政福州期间,城市管理水平不断提升,市容市貌和环境卫生状况不断改善,城市的绿化、灯光建设也加快了。福州市变大了、变宽了、变畅通了。      这里我要特别讲到,在旧城改造工作中,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这项工作要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利益,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依靠群众搞好城市建设,要以“一切为了人民”作为城市建设的根本出发点。1993年8月5日,他在市和五区领导联合接访中接待了台江区延平村居民代表。他们反映,这个新村的居民回迁半年了,各种配套费也都缴纳了,但民用水电迟迟未能到位。习近平同志随即作了调查了解,要求台江区委区政府尽早解决问题,并要求全市五区都要举一反三,看看还有哪些地方存在这种“半拉子”工程,迅速统筹解决。      五是重视抗灾救灾工作。原先福州基础设施落后,加上依山傍海的地理位置,洪水、台风等自然灾害屡屡给福州的经济和民生带来严重损失。1990年习近平同志到任福州,当年就有9号、12号、18号等几个强台风接连正面袭击或影响福州,各县区普遍受灾,损失严重。8月20日,12号强台风正面袭击福州;时隔18天,9月8日,来势汹汹的18号强台风,裹挟着暴雨又正面扑向福州。当时一半城区停电停水,部分市区交通瘫痪,粮库倒塌;沿海地区大量稻田和水产养殖场被淹,部分海堤出现险情甚至决口。习近平同志带领市五套班子,组织全市干部群众奋起抗灾。台风过后,他迅即对恢复灾后生产、重建家园作了全面部署,带领我们深入救灾第一线指导工作,为群众排忧解难。当时习近平同志不顾自己感冒发烧,亲自深入重灾区连江县,到鳌江南堤决口地段看望慰问正在联手抢修海堤的当地干部群众和驻军指战员,深入灾区学校、田头、群众家中,关切地询问是否有粮吃、有衣穿、有煤烧、有学上,勉励大家自力更生、生产自救。第二天,他步行一个多小时来到偏僻山区罗源县白塔乡旺岩村笕下自然村。台风暴雨在当地造成大面积滑坡,并致发生人员伤亡事件。习近平同志在灾害现场详细了解遇难者善后处理和受灾群众生活情况,到临时安置点看望灾民,嘱咐村支书发动群众自力更生、重建家园。他还要求县乡领导把有限的救灾资金、物资集中用于重灾区、重灾户。当天下午,习近平同志又驱车百里,来到闽侯县甘蔗镇青岐村叶洋自然村了解灾情,看望灾民。隔天,又深入到福清县三山乡泽朗海堤毁损地段察看灾情,指导救灾。三天行程,习近平同志绕福州城跑了一圈。每到一处,他都叮嘱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同志把抗灾救灾、恢复生产作为最重要的工作来抓,深入第一线为群众送温暖、解忧难。      1992年7月上旬,受闽江流域大量降雨影响,福州各大江河水位急剧上涨,发生50年一遇的洪灾。当时正在福州视察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和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都亲临指导。洪水来临前,习近平同志当即召开紧急会议,部署抗洪救灾,要求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干部,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共产党员。6日晚再次召开电话会议后就带领我们赶赴汛情严重的闽侯荆溪、竹岐堤段,检查督促落实抗洪措施。他站在小腿深的洪水中听取乡村干部灾情汇报,实地察看河堤漏水险情,指导工作。当天深夜,高出解放大桥桥面一米的洪峰冲向仓山区中洲岛,岛上800多户2200多名居民危在旦夕。习近平同志闻讯亲临中洲岛,组织调动船只车辆和军地救援队伍、救援物资,转移群众。随后又到仓山区其他受灾地段及郊区了解灾情,现场指导。7日凌晨他回到中洲岛检查抢险措施落实情况。7日,习近平同志先后深入到江滨路和一些企业、水厂,并第三次来到中洲岛。他了解到因水流湍急,救援船只无法靠近,还有100多人尚未转移,立即协调请来舟桥部队。8日下午,习近平同志第四次来到中洲岛慰问灾民。在这场抗洪斗争中,他亲临第一线,不分昼夜、四处奔波、率先垂范,极大鼓舞了全市广大干部群众的斗志,取得了抗洪救灾的胜利。      六是重视扶贫工作。习近平同志到福州工作不久就郑重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们要从这个意义上充分认识脱贫致富的极端重要性,把它作为利国利民的“德政”、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性措施来抓。脱贫致富工作要做到“决心不动摇,工作不放松,政策不改变,资金不减少”。要花更大精力,组织更多力量,实行政策、科技、投入、服务并举的方针,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立足开发开放,突出科教扶贫,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优势,发展商品经济,培植自我发展能力,加快经济综合开发步伐,不断增强发展后劲,使脱贫工作达到更高层次,从大范围、深层次上解决贫困问题。      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始终把扶贫工作放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狠抓不放松,采取了领导干部挂钩扶贫点,有关部门、单位、发达地区与贫困县、乡、村结对子帮扶等一系列措施,并在深入调研基础上精心分类指导脱贫致富工作。罗源是个沿海山区县,交通闭塞,经济落后,村级财力空虚,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低,民间“标会”与滩涂纠纷多,是省定贫困县。他要求罗源县扶贫工作做到五个结合,就是:资源开发与科技开发相结合,增强农业综合开发后劲;改革与开放相结合,促进经济朝外向型方向转化;民富与村富、乡富相结合,全面发展农村经济;解决贫困户温饱与区域开发和增强“造血”功能相结合;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      平潭是福州市和福建省一个十分特殊的县,四面环海,靠近台湾。由于种种原因,过去自身的特殊优势没有发挥出来,甚至成为制约发展的因素,经济落后,社情复杂,用习近平同志的话说,是“天时未能适其时,地利未能尽其利”。1991年10月,他组织开展平潭县工作调研,抽调20多位市直部门负责人和20多位市直与平潭县机关的同志,组成福州市平潭县联合调研组,并亲自担任组长,4位市级领导和平潭县委书记为副组长。调研组深入到13个乡镇67个村、36个县直部门和渔区,召开56场座谈会,与当地干部群众一起分析现状,共商发展大计。在广泛深入调研基础上,习近平同志提出,平潭的发展要放在全省和全市改革开放的大战略中统筹考虑,要从当地实际出发,把扶贫解困同发展基础建设结合起来,把省市支持与发挥自我优势潜力结合起来,把改革开放与加强管理结合起来,走开放、繁荣、富裕之路。他还领导市委市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帮助平潭发展,不仅给政策、给资金,也“给人”,就是加强平潭干部队伍建设,激励干部到平潭工作,鼓励各类人才流向平潭,大力培养当地干部,提高素质。      永泰、闽清两个县地处山区,受经济基础、地理位置、开放条件等诸多因素制约,经济水平落后。习近平同志组织对两个县进行调研之后,对两县扶贫工作进行指导。他指出,永泰、闽清在福州市建设“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的战略构想中,处于“后卫”位置。但“后卫”不能甘于后进,应当有更强烈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加快自我发展步伐。要解放思想,转换脑筋,尽快树立敢冒风险、欲取先予、借助外力、持久作战、自力更生等各种观念,开拓思路,从实际出发,选准加快当地经济发展的路子。永泰要抓好“山水田”开发,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的农业,乡镇企业突出做好本地资源的深度加工,大力引进和培育人才,大力培育市场,增强干群商品经济意识。闽清要充分发挥侨台、库区、资源、交通等方面优势,做好24字文章,即“建库区,办旅游;抓基础,促开发;靠科技,兴五业;开山门,引外资”,加快发展步伐。      在习近平同志主政那几年里,福州的工作为什么能够取得那么大成绩?很重要的,就是他提出了“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要求,工作上有要求、有部署、有抓手、有落实,当然也就能够抓出成效。他刚来时,感到福州的工作节奏比不上其他沿海开放城市,机关单位体制僵化,干部中存在慵懒散漫、办事拖拉、效率低下的现象。从老百姓到投资者,办事情的手续非常繁琐。比如,一个地方从拆迁到建房,要盖近200个公章才能办完手续。鉴于这种情况,习近平同志提出“马上就办、真抓实干”,大力整顿机关作风。从此以后,福州市的各项工作有序、高效开展起来,为群众服务的理念得到进一步强化,全市工作在那几年上了一个大台阶。来源:《学习时报》2020年7月6日第3版如有侵权,请联系后台处理
  • 习近平在福建(九):“习近平同志有思想、有胸怀、有魄力”
    采访对象:贾锡太,1943年10月生,河南镇平人。1990年8月任青海西宁钢厂厂长,1993年2月任青海省省长助理兼省财经委主任,1995年7月任青海省副省长,2000年2月任福建省副省长,2003年1月任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采  访  组:邱  然   陈  思   黄  珊采访日期:2019年9月1日采访地点:福州西湖大酒店采访组:贾锡太同志,您好!您2000年调任福建省副省长,在习近平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请您谈谈初到福建时的情况。贾锡太:我2000年2月12日来到福州,暂住西湖宾馆。我刚在宾馆住下,习近平同志就和几位同志一起来看我。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习近平同志很热情,他刚一见面就和我亲切握手,说:“贾锡太同志,欢迎你来福建工作,你这一路辛苦了!”我说:“感谢组织对我的关心和信任,我能在您的领导下工作,感到很高兴。”我们一边寒暄一边走到小会议室坐下,随同而来的几位同志也都落座了。我一看,这是要开会啊。不过,习近平同志的话题却很轻松。他说:“锡太同志,你长期在青海工作,对那个地方的气候适应吗?你的生活、工作、身体怎么样?简单跟我们聊一聊吧。”本来我初到福建,刚和大家见面,感觉还有点拘束,但习近平同志这么一说,我一下子就放开了,就跟大家介绍说:“我是1967年大学毕业,当时中央搞三线建设,我就主动报了名,到青海西宁钢厂(原56厂)工作。从普通工人,到厂领导,到政府工作人员,再到副省长,这一下就在青海工作了32年。”习近平同志问:“现在青海发展得怎么样?”我说:“青海省的生态比较脆弱,经济发展也比较滞后,改革开放之后有一定好转。青海的资源很丰富,但开发力度还不够。我当副省长的时候,全省财政收入才二三十个亿。”习近平同志说:“青海是高寒地区,你适应吗?”我说:“我去的时候才23岁,很快就适应了那里的环境,现在身体也还挺好。”习近平同志说:“我对青海了解得不多,只是在资料上、书本上有一点了解。青海是很好的地方,虽然现在发展比较滞后,但国家在发展,发展总是有层次的,青海会发展起来的。将来有机会,我一定要到青海去看一看。”我说:“你啥时候去,就告诉我,我陪你去!”接下来,习近平同志就向我介绍福建的情况。他说:“福建的生态环境很好,八山一水一分田,但是经济发展在改革开放之前也是比较困难的,福建的经济发展在客观上有这样那样的不方便之处。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56项重点工程,一项都没有落到福建,因为那时福建是前线嘛。改革开放以后,福建成了改革开放的前沿,有了根本性的变化,现在的情况比过去好多了。我是1985年到福建工作的,那时候的交通还很落后,从福州到厦门差不多走了一天,早上出发,傍晚才到厦门,但那时整个福建已经开始蓬勃向上地发展了,发展到今天,福建现在的局面已经完全改变了,我们现在已经上了一个台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认真听着,习近平同志接下来开始谈福建工业的情况。因为我之前在青海就是管工业的,虽然到福建还没宣布具体分工,但我估计还是分管工业。习近平同志大体向我介绍了福建省的工业情况:“福建省的工业体系比较完整,门类也比较齐全,但基础工业比较薄弱。能源缺乏,没有石油,煤炭探明储量仅10亿吨,年产量仅300多万吨,不能满足本省需求。福建省的工业这些年虽然有所增长,但是还不能说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现在还处在上升爬坡阶段。”介绍完基本情况后,习近平同志又说:“青海、福建两地的差距这么大,希望尽快适应啊!”我说:“近平同志,我尽我的全力吧,相信很快就能适应的!”最后,我表示要在习近平同志领导下努力工作,向他学习,向老同志们学习,尽快适应福建的情况。习近平同志也很高兴,他说:“这样吧,你先休息一下,然后多到各地走一走。你是从外地来的,跨度大,青海很冷、很干燥,福建很热、很潮湿,你还需要适应一下环境。如果有什么不舒服,你随时提出来,我们随时做一些安排,你一定不要客气,福建的同志们都很热情,我们都会支持你的。”听了这番话,我心里暖暖的。初次和习近平同志见面,他给我的感觉非常好。来之前,我还是有点儿忐忑的,但在这次见面之后,我感到他确实非常亲切。虽然这是初次见面,但是习近平同志待我就像老朋友见面一样,没有什么隔阂,一点儿也没有架子,也没有讲什么大道理,言谈举止那么朴实、亲切、稳重、诚恳,给我印象特别深。很快,省政府分工就安排下来了,我分管工业、能源、交通、安全等工作。习近平同志找我谈话说,你刚来,大家都会给你介绍情况的,但是我建议你还是要到第一线去了解第一手材料。因为时间有限,你最初的调研可能只是对情况建立一个感性认识,然后逐步深入调研,才能了解得更透彻,继而提出你的建议,我们大家再一起共同研究决定。我到福建的第一个月,基本上都是在做调研。听了习近平同志的谈话,我很受启发,对接下来的工作也更有信心了。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对福建经济发展战略的思考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贾锡太:习近平同志考虑问题思路很宽,站位也很高。他对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从来不是想当然,更不会拍拍脑袋就作决定,因为一个方面的举措往往会牵扯到另外一个方面,一个事情解决了,有可能会对另外一件事情形成冲击。所以,习近平同志制定战略和作出决定,都会充分预估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影响,未雨绸缪,做好善后,把可能的冲击化解到最小。习近平同志主持福建省政府工作期间,把各项改革都抓得很紧,的确很有战略眼光,很有思想,很有谋略,考虑事情很周到。今天我们总在强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际上,早在本世纪初期,习近平同志就对我们工业战线的同志们强调,要注意调整思路,帮助国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今天民营企业的地位空前提高了,但事实上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的时候就已经根据当时的情况,提出来一定要大力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福建民营企业的起步虽然很好,但当时遇到一些瓶颈,跟江苏、浙江、广东等地相比民营经济显得滞后了。习近平同志就亲自带着各个相关部门的领导去考察,针对当时民营经济遇到的问题,在充分调研基础上总结各地经验,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习近平同志之所以一直很有想法,很有创新精神,就是因为他始终注重深入实际,贴近基层,掌握第一手材料,熟悉情况。他懂老百姓的心,喜欢和老百姓聊天,老百姓在他跟前有啥说啥,可以随便聊天,这个很不简单。其实,老百姓的话很直率,往往一语中的,对我们工作是很有启发的。在我们研究工作过程中,习近平同志总是强调“问题导向”。解决问题是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在解决问题过程中,既要及时审视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又要注意了解存在哪些短板、未来还可能出现什么问题。比如,晋江过去是个“地瓜县”,出产地瓜、萝卜、花生等农作物,群众生活比较困难,很多人就去东南亚谋生。改革开放以后,晋江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给民营经济的支持是很大的,结果民营企业百花齐放,各种形态的民营经济就像雨后春笋般一个一个往外冒。而且晋江的发展赶上了当时经济短缺的节点,产品生产出来很快就卖光了。到2000年,也就是我来福建的那年,晋江已进入全国百强县了。但发展到一定程度,晋江就遇到了瓶颈,主要是因为国内外市场竞争加剧,市场已经有了明显压力。企业原有的生产经营模式、管理水平、技术档次已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要求。主要表现在:同质同类的普通型加工企业多,高精尖领军企业少;家族型企业多,现代管理人才缺乏;企业产品技术含量不高,缺乏市场竞争力。习近平同志针对这些问题,多次深入企业、基层、农村调研,从实践中寻求对策,帮助企业找方向、定航标,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发展。他多次强调,晋江要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经验,找出存在的问题,进一步解放思想,充分发挥港澳台侨的优势和敢拼会赢的精神,引导企业开阔视野,转变经营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加快技术创新,实施品牌战略,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在他的引领和推动下,晋江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紧紧咬住实体经济发展并不断创新,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到2016年,晋江连续23年位居福建省县域经济第一位,连续16年跻身中国百强县前十位。习近平同志密切关注晋江的改革发展,从坚持改革开放和融入世界经济格局的深邃视角进行战略思考,系统总结和阐述了“晋江经验”的内涵和意义,形成了关于“晋江经验”的重要理论成果,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引起全国关注,这也成为晋江多年来创新发展、全面发展的行动指南和制胜法宝。现在来看,习近平同志总结的“晋江经验”,不是对过去工作的简单总结,而是具有针对性、系统性和前瞻性的,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晋江经验”的总结,推动了晋江实现跨越发展,同时对全国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那个时候,福建经济面临着转型和升级问题,习近平同志采取很多举措来加以推动,引进外资就是其中一个重要举措。他很早就注意到福建经济发展要跟国际接轨,通过引进外资能把很多资金强、技术强、管理强、影响力强的国外优秀企业引进来。习近平同志讲,要利用好国内和国际两种资源,利用好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他当省长的时候,就抓住了机遇,放手引进外资。在引进外资的时候,他要求一定要努力引进世界500强,这些公司有先进的技术,有先进的管理经验,能带动福建的整体水平。但世界500强企业眼光也很高,他们会先看北京、上海、广东,把他们引进到福建来有一定难度,但习近平同志仍锲而不舍地做这项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采访组:我们了解到,奔驰公司是习近平同志任省长时引进来的。请您讲一讲当时的过程。贾锡太:汽车工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对相关上下游产业有大规模的带动效应。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福建汽车工业的发展。在当时,福建的汽车工业还处于起步阶段。2000年,闽台合作东南汽车一路快速发展,凭借得利卡、富利卡两款车型,迅速跻身全国轻客行业第二位,不仅引起技术来源方日本三菱的关注,也激发了全球第二大汽车巨头——戴姆勒-克莱斯勒集团对落户福建的浓厚兴趣。当时,中国即将加入WTO,全世界的汽车巨头争相提前挤入中国市场。戴-克集团(2007年10月戴-克完成分拆后,才改称戴姆勒集团)对中国市场非常重视,集团高层走遍了在中国的所有直接、间接合资企业。考察商机之后,2000年12月来到东南汽车参观,一下子就被东南汽车所吸引,决定与东南汽车开展合作。于是,双方展开了频繁的接触和商谈。2001年2月,双方又作了一次高层接触,达成初步合作意向。3月30日,戴-克商用车部副总裁斯加诺特(Scharnhlrst)先生来闽洽谈,闽台德三方合作进入预可行性研究阶段。5月30日,戴-克集团派出该合作案最高负责人、商用车部总裁卢贝克(Rolf Barke)博士来到福建,就未来各方合作股比、派驻合资公司职位等两大关键问题进行最后商谈。2001年5月31日,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和我一起会见了戴-克集团商用车部总裁卢贝克博士一行,热诚欢迎戴-克嘉宾到访,同时欢迎他们到福建投资合作,有力推动戴-克集团与福汽集团东南汽车签订了合作意向书。当时的情况比较复杂,谈成合作并不容易。戴-克集团想控股至少50%,而中国汽车产业政策规定整车企业的中方股比必须不低于50%,台湾中华汽车又不想缺席。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三方商定最终合作方案为:戴-克与台湾中华汽车在香港合资成立一家名为“戴姆勒轻型车香港有限公司”的企业,而后以此为主体,与福汽集团合资成立新的中外合资整车企业。戴-克集团来闽投资,为福建汽车工业发展和提升带来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习近平同志对福汽集团给予极大支持。2002年6月13日,他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东南汽车加快发展的关键问题,还重点研究与戴-克合作生产商用车等福建汽车“十五”期间重点发展项目,对下一步推进项目报批工作进行了部署。习近平同志要求,福汽集团抓紧编制与戴-克合作的商用车项目建议书,做好项目前期准备和论证工作,条件成熟时上报国家计委审批。2010年9月4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回福建视察,专门抽出时间到福建奔驰视察。他饶有兴致地参观了福建奔驰展示厅、总装车间,详细了解了企业股东方构成、年产销量、产品研发等情况,充分肯定了奔驰的产品质量,对福建奔驰项目的建设和发展情况表示肯定。他强调,要加强自主研发的力量投入,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大力推进自主创新。他还与车间一线青年工人亲切握手,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希望他们学好技术,好好工作。习近平同志深情回忆道,当年选择在青口建设汽车城,他亲自参与了,很高兴看到青口汽车城发展起来了。他还向福建奔驰来自戴姆勒集团的副总介绍说,福建奔驰这个项目就是他任省长时确定下来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充分体现了他对福建奔驰项目和福建汽车产业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任省长期间,福建石油化工发展的情况。贾锡太:当时福建的炼油工业水平比较低。福建没有石油,没有天然气,炼油技术也不行,和中石化合资建设的年产250万吨炼油厂,根本满足不了全省每年1000多万吨的油耗,这是一个很大的短板。习近平同志说,一定要关注能源建设,因为能源是工业的基础,是工业的“粮食”。他深入到福建炼油厂考察,看看产能瓶颈、技术瓶颈到底在哪里。他还带队到北京去找有关部委和中国石化总公司,请他们给福建的石化工业一些帮助和支持,帮助福建炼油厂提升档次。当时美国的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和沙特的阿美公司也在习近平同志的视野之内,他就派我到美国去考察。我看了他们的炼油厂,非常先进,全部自动化,厂区之内几乎看不到工人,这和我们的小炼油厂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们小厂里面好几千名工人,光工资就把利润全部吃掉了,所以炼油成本很高。回国以后,习近平同志和我们进行研究,除了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因素外,我们分析埃克森美孚是美国举足轻重的企业,如果能引入福建,对台海形势也会有正面影响。沙特是产油大国,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合作潜力也十分巨大。因此我们决定开始运作合资企业项目。但我们把方案报给中央有关部门之后,迟迟没批下来。习近平同志坚持不懈到北京去找有关部门和领导谈这个事情,反复强调现在是既有市场需要,又具备条件,希望能把埃克森美孚和沙特阿美引进来。当时批项目确实很不容易。在习近平同志锲而不舍努力下,有关部门研究了这个方案,终于在2002年9月把这个项目批了下来。企业投产后,成了福建省的骨干企业,多年以来都经营得非常好,2016年实现利税163亿元。习近平同志为这家合资企业的成立付出了大量心血,给福建人民做成了这么大的一件好事。采访组:“数字福建”是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实施的一项重要举措。请您谈谈有关情况。贾锡太:上世纪80年代的福建,同全国情况一样,计算机、网络尚未广泛普及。1989年,习近平同志任宁德地委书记时,就凭着对信息化的敏锐和前瞻性认识,提出用通信改善弥补闽东老区交通不足。1998年初,国际上提出“数字地球”的概念。“数字地球”以数字化、可视化、网络化形式构建地球信息模型,通过网络相互查询协作、共建共享。习近平同志对此高度关注。2000年10月12日,他在时任福州大学副校长兼信息学院院长王钦敏同志《“数字福建”项目建议书》上作出长篇批示,指出:建设“数字福建”意义重大,省政府应全力支持。实施科教兴省战略,必须抢占科技制高点。2000年10月27日,省委全会通过“十五”计划建议,提出要建设“数字福建”。2001年2月7日,习近平同志作省政府工作报告,对建设“数字福建”提出明确要求。从此,福建拉开大规模推进信息化建设的大幕。在“数字福建”建设初期,习近平同志就明确了“数字福建”的发展内涵、建设模式和目标任务,为“数字福建”建设开好了头、定好了调、布好了局。2000年底,习近平同志组织相关人员到企业去考察,他考察得很详细,各方面细致入微,为后面的战略部署作了充分准备。2001年初,福建省政府成立“数字福建”建设领导小组,习近平同志亲任组长,潘心城、黄小晶和我三位副省长任副组长,18个省直部门的主要领导作为小组成员,各设区市建立信息化主管部门,形成上下职能一致、业务衔接、分工负责的信息化管理体系。“数字福建”作为数字中国的重要思想源头和实践起点,备受各界关注。这些年来,“数字福建”系统工程取得多项创新性成果。比如,第一个建成统一的省市县三级电子政务信息网络体系;第一个建成省市县三级政务信息共享平台;第一个实现省级医疗保险联网和医院联网;第一个建成生态环境领域大数据运用的福建生态云平台;率先推行文件证照电子化应用,基本实现群众凭身份证号码、企业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就可以办理个人和涉企服务事项;率先建成全省一体化“12345”政府公共服务平台;“闽政通APP”功能不断完善,基本实现高频便民事项“马上办、掌上办”。在智慧社会建设方面,教育“班班通”工程全面覆盖福建全省中小学,促进城乡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实现社保卡覆盖全省城乡居民,做到一卡就诊、一卡结算,建立全省统一的居民健康档案,推进数字化医院建设,有效缓解居民“看病难”问题;积极推进“智慧公路”、“智慧港航”、“智慧运管”建设,人脸识别、车牌识别、移动支付等新技术在交通领域推广应用;食品安全“一品一码”、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全省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水平进一步提升。2018年,福建全省数字经济规模超1.42万亿元,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信息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叠加、放大和倍增作用日益显现。“数字福建”今天取得的这些成绩,与习近平同志当年的远见卓识密不可分。他有思想、有胸怀、有魄力,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采访组:在与习近平同志共事3年时间里,您有哪些体会?贾锡太:习近平同志抓工作是非常全面的,他在工作指导上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在具体实施中有韧劲、敢担当,为福建发展作出了很多重要贡献。在他主持省政府工作的这一段时间,福建省“爬坡上山”的目标基本实现,而且为接下来几十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时间过去越久,越能够看清楚习近平同志在福建所做工作的深远意义。从中我也感悟到,作为一名领导同志,要带领很多人一起往前走,一定要有前瞻性、要有远见,对社会未来发展有一个清晰规划,起到引领作用,发挥“领”和“导”的作用,这才是优秀的领导,才会给国家和人民作出历史性贡献。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的时候,是福建人民的好领导,引领了福建这么多年的发展。现在,他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核心,引领全国人民向前走,为我们国家和社会的未来发展绘制了蓝图、指明了方向,使全国人民有盼头、有奔头,是全国人民的好领袖。来源:《学习时报》2020年7月3日第3版
  • 习近平在福建(八):“福建人民称习近平同志为‘百姓省长’”
    习近平在福建(八)采访对象:潘心城,1942年10月生,福建长乐人。1983年任福建省财政厅副厅长,1985年任省财政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纪检组组长,1988年任省财政厅厅长、党组书记,1994年任省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1998年任省政府副省长、党组副书记,2003年任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采  访  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采访日期:2019年8月28日采访地点:福州市西湖大酒店   采访组:潘主席,您好!习近平同志1985年到福建工作时,您在省财政厅工作,那个时候您与他在工作上有联系吗?  潘心城:习近平同志1985年到福建任厦门市副市长,我当时任省财政厅副厅长。因为工作分工原因,我大半时间要跑龙岩、南平、宁德等地,也经常到北京汇报,所以当时和习近平同志没有多少往来。  我第一次与习近平同志近距离接触,是在1989年元旦,那时他已经在宁德工作了。我跟随王兆国省长到宁德调研。那几天时间里,省里和宁德地区的同志同吃同住同调研,我有机会与习近平同志有较多交流。他给我的第一印象非常好,那时他年轻力壮,穿着非常朴素,待人非常诚恳、谦逊、亲切。  那次调研,习近平同志带我们到少数民族地区,还带我们深入部队。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到其他地方调研的时候,地方领导极少安排我们到部队调研。他安排我们去看的点,很明显都没有做任何特别的准备,为的是让省领导看到更多真实情况。  我们那次去宁德调研的老同志为数不少,我当时47岁,算是比较年轻的,其他同志都在50岁以上。习近平同志当时30多岁,一路上对老同志非常关照。比如,走到山区的时候,他会不时提醒老同志,走路要小心脚下;吃工作餐的时候,他一定会先安排老同志坐好,各方面都非常周到。  历时几天的调研中,习近平同志从没提过一句向省政府要项目要资金的事情。在我以前调研的经历当中,他这样的干部非常少有。  我们在与宁德的同志交流中也听说,习近平同志刚到宁德工作的时候,大家以为这下子可“攀上高枝”了,总觉得他身份特殊,往北京一跑,钱就来了,项目就来了,宁德就能够很快改变贫困面貌。但一个地区的发展并不是这种急功近利的方式就能奏效的,一两个重点项目也不可能改变一个地区的整体面貌。习近平同志还是牢牢抓住最根本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走村入户,了解实情,不仅以身作则,也要求干部坚持滴水穿石,攻坚克难,共谋群众福祉。  在宁德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不仅深入基层开展调研,也潜心学习和研究。他细致研读了宁德的地方志,了解宁德的历史和文化,参阅大量报告,寻找宁德发展滞后的各种症结,寻找切合实际打开局面的好方法。这些大量研究为他开展工作提供了坚实支撑。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省政府主持工作期间,您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请谈谈这段时间你们开展工作的情况吧。  潘心城:我就先从他刚上任时谈起。1999年8月9日,习近平同志担任代省长,他在省长办公会议上讲话说,今天我是第一次参加省长办公会议,我不是来搞什么施政演说的,我现在还没有资格搞这样的东西。毛主席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就批评那种乱发议论的官僚主义作风。在省政府领导班子中,我是新来的“插班生”,对省政府的很多工作还不了解。我的首要任务是认真学习,深入调研,尽快了解熟悉工作,尽快进入工作角色,所以今天主要是来向大家学习的,同时也与大家作一些思想交流。习近平同志指出:第一,要坚决听党的话,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办事;第二,要坚持在省委领导下做好政府的各项工作,确保省委工作思路和重大部署在省政府工作中得到全面贯彻落实;第三,要处理协调好省政府和省人大、省政协、省纪委之间的关系;第四,要加强政府一班人的团结,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做好工作。习近平同志诚恳地表示,希望大家在各方面都给我帮助和支持,共同完成党交给我们的各项工作任务。  习近平同志主持省政府工作期间,各项工作都取得了优异成绩,而且大家在他的领导下工作都是很开心的,也与他建立了深厚感情。在2000年省人代会上,习近平同志被正式选举为省长。他响亮地提出:“一定要牢记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心中最在乎的是人民,无论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要为人民谋福祉,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工作中,我们经常听到他讲,要一切从实际出发,要实实在在为百姓办事,来不得半点虚假。  2008年10月,我去台湾出差,与台湾各界人士交流,得知习近平同志当年提出的“一定要牢记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这句话,以及他在福建省政府工作当中表现出来的实干精神,在台湾同胞当中也产生了极大反响。很多台湾同胞在议论,当年习省长对海峡两岸采取很多开明开放的措施。在这种氛围下,台湾同胞对大陆开放政策的了解不断加深,两岸的交流交往通商持续增强。  采访组:请您结合实例谈谈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在为人民谋福祉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潘心城:习近平同志任省长期间,为人民的幸福生活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我举几个例子。  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医疗改革工作。他在省政府层面积极做好顶层设计,统筹推进。2000年11月16日,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专门做了医改的统筹部署,以推动医疗机构改革。习近平同志在会上说,我们要用比较低廉的费用,提供比较优质的服务,努力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基本医疗需求,要打破垄断,引进竞争机制,促进医疗事业健康发展。他还指出,各级政府都要按照这个要求去做,多做有利于人民群众的实事好事。他提醒大家,一定要带着感情去做群众工作。  习近平同志对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极为重视,积极推进全民健身活动。2001年国庆节刚过,习近平同志从北京探亲回来,就把我找到办公室说,要进一步加强公共场所安装全民健身体育器材的工作,方便人民群众参加体育锻炼。根据他的指示,我们迅速跟省政府办公厅把事情布置下去。这个部署是省政府全民健身工程的开始。习近平同志也将建设公共场所健身器材列为“2002年为群众办实事的项目”。2002年2月19日,仅仅4个多月后,习近平同志就带我们省里几位领导同志一起到福州街头考察全民健身点的体育器材安装情况。那天考察中,他与一位体育健身器材的企业家亲切交谈。他说,你们企业一定要保证体育器材的质量,确保群众健身安全。从这一年开始,省委省政府每年都部署这一项工作,当年就建立了350个全民健身点。到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的时候,大量的健身点已经建立起来,有力推动了全省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  习近平同志在治理水土流失中非常注重农民生活的保障。他任省委副书记的时候,就积极开展治理水土流失工作,绿化荒山,全民植树,禁止乱砍滥伐。但木柴是农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燃料,禁止砍伐之后,农民日常生活就会成问题。为此,习近平同志在省里面安排专项基金近百万元,补助农民烧煤。这样,既解决了乱砍滥伐问题,又让水土流失治理工作得以顺利推进。2011年4月,我到之前水土流失最严重的龙岩长汀调研,那里已经一改过去荒山秃岭的面貌,漫山遍野都是绿油油的果树。  习近平同志经常深入群众了解他们的困难和疾苦,采取有效措施及时解决下岗工人、贫困农民的实际困难,解决人民群众的就业、子女入学、看病、住房、社会治安等方面的实际需求,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他要求省政府机关每一位工作人员,时时刻刻都要关注那些关系到人民群众冷暖安危的事情。他强调,人民利益高于天、重于山,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为人民群众的利益,我们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在所不惜。  习近平同志还亲自主持研究全省重点社会事业建设项目筹建情况。省博物馆、省体育馆、省广播电视中心、福建大剧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大楼,都在他手上建设起来。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一向重视推动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请您谈谈这方面情况。  潘心城: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高等教育协调发展,大力培养高素质人才。在他的领导下,省政府在教育事业方面做了很多大事,大大促进了福建省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提升。例如,福建农业大学和福建林学院合并组建了福建农林大学;协调解决了仰恩大学的具体办学问题;制定省政府部门学校管理体制的实施意见;确保各高校的筒子楼改造工作如期完成;等等。  习近平同志对陈嘉庚先生和集美大学非常重视。1999年至2001年,他连续3年担任集美大学校董事会主席。他在一次讲话时中肯地说,我现在挂校董事会主席,这是沿袭下来的,省长都要挂,这是没错的,但是我这个人不愿意挂个空头衔。在其位谋其政,挂了就要关心,就要过问,所以我会经常来看看的,最起码一年来一次,否则就不要挂了。这段话令我印象深刻。他后面也确实是说到做到,先后7次到集美大学调研,其中参加董事会3次,另外4次都是带着问题来搞调研的。2000年8月,习近平同志带着有关部门到集美大学调研。11月,集美大学校董事会召开,他听取校领导汇报后说,今天我们挤时间来看一看集美大学,不仅仅是因为我兼董事会主席,而且这个学校也倾注了省委省政府的心血和汗水。我到省上工作以后,还参加了很多研究集美大学的专题会议,可见省委省政府对你们的重视。习近平同志指出,集美大学一大特点就是华侨办学,一定要弘扬好嘉庚精神,充分发挥校董事会的作用,在体制创新方面争取新的突破,推动集美大学实现新的发展。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后,仍对集美大学非常重视。特别是2014年4月陈嘉庚诞辰140周年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专门给集美校友总会回信,引起强烈反响。  2001年初,厦门大学书记、校长到省政府找到省长习近平同志,请示由省政府牵头筹办厦门大学80周年校庆的事情。他们谈话以后,习近平同志就把我叫过去商议筹备事宜。一所大学办校庆,由省政府出面来主持,这还是前所未有的,但习近平同志对此非常支持。在他的推动和协调下,筹备组组长由省政府一位领导担任,副组长分别由教育部、厦门大学各一位领导担任,同时省里还给配备了专项资金。  习近平同志还亲自推进福州大学城建设。2001年4月8日,他主持省长办公会议,听取省教育厅关于福州大学城总体建设方案有关情况的汇报。他工作做得非常细,要求对方案进行补充、修改以后送省委、省人大、省政协、省各民主党派、省政府各部门,请教育方面的专家进行研究。在这次会上,谈到几件事情都非常重要:第一,福州市要充分重视大学城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重要性,明确新思路,建立新机制,高起点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和学科建设,把大学城建成我省最好的教育基地。第二,大学城建设不是几所高等院校简单的搬迁组合,而是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调整教育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引进高等人才,提高教育质量的重大举措。第三,大学城内各个院校区域不是固定不变的,要引进竞争机制充分调动各个院校办学积极性,鼓励科研院校扩大办学规模。第四,要抽调人员组成强有力工作班子,集中力量负责大学城的各项工作。第五,闽侯县要把大学城发展作为自身发展的一个难得机遇,有力支持。由于思路清晰,部署得当,分工明确,在习近平同志大力推动下,大学城建设非常顺利。  习近平同志对福建的高等教育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我曾经陪他一起到厦门大学、福州大学、福建农林大学等高校调研。总的感觉是,习近平同志站位很高,他对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视,对高校建设的支持,是着眼于为国家、为福建培养高素质人才这个大局。  习近平同志对基础教育同样高度重视。2001年6月11日,中央召开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会议刚刚结束,习近平同志就带领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计委的领导同志到福州市调研。7月3日,召开省长办公会议,研究推进基础教育各项工作举措,有效推进素质教育发展。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推动福建文化事业发展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  潘心城: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对文化事业十分关心和支持,对文艺创作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有深刻的思考。2000年11月,他先后考察了省图书馆的自动化建设,还到省电影制片厂、省文联、省书画院等单位考察。他对人亲切,平易近人,这些单位的同志们都很喜欢他,对他印象很好。习近平同志同大家谈到,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才能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文化生活,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确保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他要求文化战线的同志们要适应形势发展,积极开拓创新,走一条繁荣发展文化事业的新路子。  习近平同志经常到文化单位、文化团体调研。在调研中,他一旦看到问题,就会积极协调解决,把调研活动直接变成现场办公会。比如,芳华越剧团,是一个从上海搬过来的南下剧团,后来发展不太顺利。剧场很破旧,剧场外有一条河阻隔交通,很不方便,因此导致观众很少来看戏。习近平同志立刻就研究帮助解决,一是协调解决剧场修缮问题,二是要求架一座桥,方便剧场门口的交通。2002年4月26日,这座桥建好了,剧场也修缮一新。现在这个剧团可以容纳800人,设备齐全,观众也很多,非常热闹。这个文化团体又焕发了新的活力。  2000年9月20日,由福建省政府主办的“福建当代书画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幕,习近平同志带领我们给书画展剪彩,还亲自“客串”当了讲解员。他的讲解既有学术性,又有趣味性,反响非常好。  1999年秋,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万寿岩古人类遗址被发现,把福建的人类历史活动提前到18.5万年前。过去都认为福建是蛮荒之地,无人居住,现在看来,福建不仅有悠久的历史,还有史前文明。遗址发现地的那座山是石灰岩的,山后面已经挖了一块了,保护工作亟待开展。习近平同志对此高度重视,为了保护万寿岩遗址,省政府专门召开专题会议,省市在物力财力方面给予支持。2000年1月1日,习近平同志对万寿岩的遗址保护专门作了批示,他指出:“保护历史文物是国家法律赋予每个人的责任,也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万寿岩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作为不可再生的珍贵历史文物,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后代子孙,任何个人和单位都不能为了谋取眼前或局部利益而破坏全社会和后代的利益。”“省政府高度重视三明古代遗址保护,已于去年底专题协商,作出初步保护安排。请省文化厅进一步提出全面保护规划和意见。”2000年11月28日,省政府在三明市隆重举行三明万寿岩新闻发布会。习近平同志明确指示,务必使三明万寿岩的遗址保护工作得到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以利于我省的历史文化遗产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利用,促进我们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  为福建土楼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也是习近平同志任省长期间做的一件大事。土楼的申遗工作启动时,龙岩和漳州2个市对土楼的命名应该是“客家土楼”还是“漳州土楼”争论不定,一直统一不起来。于是我们就报告习近平同志,请他定夺。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专门安排了省长办公会议。他在会议上对有关同志说,你们的想法可以理解,但如果以客家语系去申报,那就要报告广东,因为广东客家土楼是龙岩客家南迁以后建起来的,你们哪个部门去联络广东有关部门来共同商议啊?会场上没有人应答,就停在这里了。他接着说,漳州属于闽南语系,漳州土楼已经是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了。福建到处都有土楼,现在整个福建的土楼都要申报世界遗产,我们就称为福建土楼,这样八闽大地都有份,大家觉得这样是不是很好呢?大家觉得习近平同志说得有理有据,又顾全大局,纷纷表示同意。就这样,习近平同志在谈笑当中把这个之前争执不休的问题给解决了。后面福建土楼的申遗工作也顺利地开展起来。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还真抓实干,协调各种关系,推动广电事业发展,亲自研究推动了一系列对广播电视事业发展影响比较深远的大事。2000年5月16日,习近平同志带领宣传部、计委、财政厅、信息产业厅、建设厅,还有福州市的有关领导去查看待建的广播电视大楼地址,并开了一个现场会。会上商议了筹措资金的事宜。那时,省里财力比较有限,习近平同志协调省协和医院,请他们出一笔钱支持新广电大楼建设,再把广电大楼的旧址给协和医院使用,几方在这个事情上协调得比较顺利。2002年7月31日,习近平同志亲自参加新广电大楼动工剪彩仪式。旧的广播电视大楼就给了协和医院进行改造利用。这样一来,习近平同志用一笔钱办成了两件有利于老百姓的大好事。  习近平同志主持省政府工作的3年时间,做成的好事数不胜数。他为什么做成这些好事?后来我再回顾总结,认为有两个基本原因:一是他始终心怀为民谋福祉的初心,把富民安邦作为自己从政的基本理念,他所制定的政策、实施的举措也都以此为核心;二是他能够有效加强组织领导,持之以恒抓落实,让政策发挥实际作用。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前后,你们还有哪些交往?  潘心城:习近平同志2002年10月离开福建到浙江任职。10月8日上午,他在办公室跟我谈话,他说:“老潘,1985年6月我到福建厦门,过去那里是海防前线,现在是改革开放前沿,以后又到闽东宁德,到福州,1999年又到省政府,一转眼在福建工作了17年多。现在我要去浙江工作了,对福建的山山水水,对福建的老百姓,对朝夕相处的同志们实在是难分难舍。欢迎你们以后有机会到浙江走走。”我说:“省长啊,我是福建人,但我因为工作关系,在省上还不到10年,你这一干就是17年多,你是为福建人‘打工’啊。我接触过的同仁,对你评价都非常高,都舍不得你走。我家乡的很多老同志,让我一定向你表达敬意。”  习近平同志走之前的10月10日中午,我们欢送他“聚餐”,这顿饭就是和平时一样在省政府食堂吃工作餐。我们大家平时都在这个食堂一起吃饭,那天这样的吃法恐怕是最后一次了,同志们对他都依依不舍。大家言谈话语当中都是在回顾这17年多的一些历史细节,回想往事,历历在目,很多事情一提起来,好像就是昨天刚刚发生的,都十分感慨。  2003年11月6日,我到浙江考察。当时习近平同志安排和我们见面,但我们路上耽误了时间,一直到晚上10点多才到,他一直在等我们,实在让我们非常感动。第二天中午,他又和我们考察组的同志们见面,时隔一年多见面,我们算不上久别重逢,但感到非常亲切。我们交谈非常开心。谈话当中,他还念念不忘福建生态省建设的事情,不断了解关心一些具体情况。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当省长的时候,福建人都叫他 “百姓省长”。党的十八大以后,福建不少人又称他为 “人民领袖”。因为他始终关心群众,为民谋福,热心服务百姓,不忘初心使命;而他做的每一件事,老百姓也都记在心里,从不忘记。我们与习近平同志分开有10多年了,但说起来,又似乎从未分开。福建是他的第二故乡,我们这些退下来的老同志也始终在默默地关注他、支持他、祝愿他。这是令我们感到非常快乐的事情。来源:《学习时报》2020年7月1日第3版如有侵权,请联系后台处理
  • 习近平在福建(七):“习近平同志善于抓重点工作、抓关键环节”
    采访对象:曹德淦,1944年7月生,福建福清人。1985年任福建省委、省政府扶贫办副主任(1987年兼任省农委副主任)。1993年任漳州市委书记。1998年任福建省副省长。2003年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贸促会名誉会长。2008年任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2011年至今,任河仁慈善基金会理事长。采  访  组:邱  然   陈  思   黄  珊采访日期:2019年6月8日初访,28日再访采访地点:福建省福州市福侨大厦采访组:曹德淦同志,您好!您与习近平同志初次见面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当时他给您留下了哪些印象?曹德淦:      1988年11月,我在省扶贫办工作,随同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陈光毅同志去宁德地区最贫困的寿宁县竹管垅乡的桥仔头自然村调研,在那里与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初次见面。尽管当时习近平同志新到任没几个月,却对宁德地区和寿宁县的贫困状况很熟悉,而且对做好当地扶贫工作很有思路,所提出的办法和措施也很切合实际。他认为,扶贫工作很重要,慢不得,但也急不得。要按照规律办事,绵绵用力、久久为功。要有“滴水穿石”、不懈奋斗的精神,有“弱鸟先飞”、不停追赶的意识。那时,习近平同志很年轻,是从首都北京来的,又在经济特区厦门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但他穿着十分简朴,语言朴实无华,显得淡定、从容、干练,又很睿智。      与习近平同志的第二次接触是在1994年,我在漳州任市委书记,他是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当时,福州在引进台资和外资方面已经走在前面,做得很好。他得知漳州在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引进外资方面做得还不错,就来了解情况。他是从厦门坐船过来的,我到漳州港接他。一路上,他很认真地听我介绍情况,也提了一些问题,虚心好学,很亲切,很随和。虽然那时他已是省委常委,但可以看出,他是以市委书记身份来访的,完全没有让人觉得他是省委领导。      1996年,习近平同志再到漳州时,已是省委专职副书记。我陪他到漳浦县一家茶叶公司去调研。这是一家台资企业,当时对福建茶产业的发展提升起到了很大的示范、推动和促进作用。临离开时,习近平同志在茶庄茶园里种植了一棵茶树。我这里还留有一张习近平同志种茶树时的留影。采访组:1999年至2002年,习近平同志主持省政府工作,1998年至2003年,您担任副省长。请您谈谈你们在一个班子里共事的情况。曹德淦:      习近平同志接手省政府全面工作的时候,福建面临许多新情况,突出的有三个方面:一是发生了影响恶劣的“四二〇”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中央纪委派专案组进驻厦门,朱镕基总理亲自抓这个案件。二是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还在持续发酵,严重冲击福建在香港的窗口企业。三是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进入关键阶段,如何应对“入世”已成当务之急。福建当时是中央采取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两个省份之一,“入世”后就要从一定范围的开放转向全面开放,从优惠政策转向普惠政策,从依靠政策优惠转向依靠好的营商环境,实行国际通行的规则。      1999年8月9日上午,习近平同志被正式任命为福建省代省长。当天下午他就主持召开第一次省长办公会议,明确表示要抓紧熟悉工作,尽快进入角色;要找准自己努力的目标,给自己定位在担起跨世纪发展的责任上,定位在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上,定位在为3000多万福建人民谋利益上;要加强政府一班人团结,接好前任的班,按照省委部署和已确定的工作,“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习近平同志通过分析,统一了大家对当时形势、目标、任务的认识,起到了团结、鼓气、提劲、增强信心的作用。到会的各位副省长一致表示,要加强团结协作,在习近平省长的带领下努力完成省政府的各项工作任务。采访组:您当时分管外经贸工作,对习近平同志支持外经贸工作的情况是非常了解的。请您介绍一下相关情况。曹德淦:习近平同志主持政府工作期间,我协助分管外经、外贸、外资,包括对港澳台经贸工作,还分管商业、粮食、供销社、物资和菜篮子工程。福建地处东南沿海,也是改革开放先行区域,外经贸自然是省里的一个工作重点。在习近平同志大力支持下,我们在外经贸工作上突出抓了几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加强各类经济开发区建设。8月10日到11日,即习近平同志担任代省长的第二天,我们就分头走访了马尾、福清等地的台资企业。马不停蹄,紧接着12日我们就赶往漳州,13日就展开调研。漳州有一个招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很快。习近平同志到那里考察了台资和外资企业。他听取开发区负责人吴斌的工作汇报,听得很认真,问得很仔细,还提出不少指导意见,比如要求招商局与漳州、龙海在招商引资上形成合力,协同招商;开发区要理顺管理体制,减少摩擦,增强统筹协调能力。习近平同志指出,从政府工作层面讲,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市都要有大局观念,从长远着想,坚持开明开放,把服务搞好。他这番讲话,大大凝聚了人心,形成齐心协力搞开发区的强大合力。      习近平同志担任代省长后第一次下基层调研、办的第一件事,就是亲手抓开发区建设。我作为分管这方面工作的副省长,心里特别高兴,工作积极性更高了,信心也更足了。开发区是非常重要的开放平台,是外资、侨资、台资、港资聚集地。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习近平同志在开发区的土地供应、投资便利、快捷通关、政策扶持等方面都下了很大功夫,想方设法提升开发区的服务水平。      第二个重点是抓98投资贸易洽谈会这一平台的提升。98投资贸易洽谈会诞生于1987年,每年9月8日至11日在厦门举行。最初是闽南金三角包括漳州、泉州、厦门和龙岩共同举办的。1988年升格为福建省投资贸易洽谈会,发展势头很好。到1998年,在国家外经贸部支持下,升格为全国性的中国投资贸易洽谈会。习近平同志担任省长期间,非常重视这个投洽会,亲自担任组委会主任,从人财物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每年8月中旬,都领着我和省直相关部门负责人检查投洽会准备工作,并亲自向省委常委会、省长办公会议汇报筹备情况,在投洽会举行的前后几天,更是亲自坐镇指挥。这对于我这个投洽会组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来讲,心里别提有多轻松、多高兴了。由于习近平同志大力支持、亲力亲为,投洽会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到2004年升格成为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这个投洽会成为国际投资的促进平台、中国对外投资政策的权威发布平台、国际投资趋势的研讨平台,对促进投资的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起了很大作用。      第三个重点是大力加强闽港、闽澳经济合作促进会建设。香港是东南亚乃至世界的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澳门是福建加强与葡语系国家、与欧洲联系的重要通道。当时对台“三通”还没有实现,两岸的通邮和投资贸易主要通过港澳进行。所以,香港、澳门对于福建的作用非常重要。1997年,香港回归,成立了闽港经济合作促进会。1999年,澳门回归,习近平同志抓紧成立了闽澳经济合作促进会。2001年,我随同习近平同志一道赴港澳访问,广泛走访闽籍企业家和旅居港澳的乡亲。我们还拜访了香港特首董建华先生、澳门特首何厚铧先生,谈发展谈合作,谈笑风生,气氛非常融洽。他还领着我们专程看望和慰问年事已高、德高望重的马万祺先生。      习近平同志在担任省委副书记时,分管统战工作,基本上每年元旦春节期间,都亲自到深圳,把港澳的闽籍企业家、闽籍政协委员请过来座谈,关心他们的工作、生活和企业发展情况,了解他们的困难和要求,想方设法给予帮助。福建省的外经贸之所以能够很快复苏,走出当时的困境,习近平同志作为班长,起到了关键的领导、支持、鼓励、推动作用。采访组:对台工作是福建的一项重要工作,您当时分管对台经贸工作,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曹德淦:习近平同志早在担任福州市委书记和省委副书记的时候,就高度重视对台工作,担任省长后,抓得更全面。我与他在一个班子里,协助他分管对台经贸,体会很深刻。回过头来看,他的对台工作思想体现了很强的大局观,也很有远见。他说,福建是台湾同胞的主要祖籍地,福建因而在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中具有特殊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肩负重大责任。他认为,对台经济工作,不是一般的业务工作,也不是单纯的经济工作。引进台湾资金和先进技术,一方面可以加快我们的经济发展、壮大我们的实力,这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另一方面有利于促进两岸关系发展,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补互利、共同发展格局,进而促进祖国和平统一。2000年、2001年春节和2002年元旦期间,习近平同志在台湾《工商时报》上分别发表题为《携手迈向新世纪谱写合作新篇章》《新世纪新起步新希望》《闽台携手共缔繁荣》的署名文章,以亲情、友情、民族之情向台湾同胞祝贺新春佳节,祝福祖国繁荣昌盛、民族团结和睦、亲人骨肉团圆,促进台湾同胞增强“民族心”和“祖国情”。      习近平同志还亲自做重要台商工作。比如,他在福建就多次看望来闽投资的王永庆先生,有一次还带着我一同陪王永庆先生和夫人到北京去见朱镕基总理。王永庆原先计划在福建建一座发电厂,共6台煤电机组,每台60万千瓦。但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国家有关部委先批了2台,剩下4台怎么办呢?见面时,朱总理讲:“王先生,2台已经投产了,经营情况怎么样啊?后面的几台,先等等,等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你再建设嘛!”王永庆说:“我6台设备都订购了,而且陆续到货,如果后4台机组不建,我就得盖个房子给它住,不然设备就会坏掉。这样吧,先让我把它建起来,你什么时候需要,我什么时候发电。你不需要,我就关停等候。”王永庆这样说,各方面都能接受。这件事情也算谈妥了,后来也是按这样办的。这原本是投资者的事情,叫个副省长陪着去就可以了,但习近平同志亲力亲为,亲自上阵助推问题的解决,令人感动。      当台商遇到困难的时候,习近平同志总是想办法帮忙解决。当时一位台商,准备在马尾经济开发区创办一个电子配件企业,已经定下来了,还交了土地定金。后经再次评估,认为那里不具备建厂的条件,原来交的300万元土地定金迟迟拿不回来。那位台商就给习近平同志写了一封信反映情况。他收到信之后,马上批示有关部门调查了解,很快使这个问题得到圆满解决。再如,台商宣建生先生在福清兴办冠捷电子企业,那段时间由于受两岸关系影响,给他的经营造成很大困难。习近平同志就帮他解决难题,让他稳下心来好好干,冠捷电子现在发展得很好。东南汽车也是在习近平同志关心下引进的,他亲自给台湾汽车企业裕隆集团董事长严凯泰写信,把他请来,亲自做他的工作,并帮助他解决遇到的一些困难问题,坚定了严先生的投资信心,现在东南汽车同样发展得很好。采访组:请您讲一讲习近平同志担任省长期间处理的重大事件。曹德淦:在习近平同志大力支持下,我们处理了两项难度很大、涉及面很广的工作,让我至今难以忘却,记忆深刻。      第一件事是应对、处置我省在港窗口企业华闽公司财务重组。华闽公司是1980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福建省驻港“窗口”公司,主要业务是贸易、金融、地产、旅游、航运等。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以及自身经营管理上的问题,华闽公司经营出现巨额亏损,严重资不抵债。如何应对处置在港窗口企业的债务危机,不仅事关福建的信誉和形象,影响外资和港、澳、台资的信心,影响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而且还会影响刚刚回归祖国的香港的繁荣稳定。中央高度重视,成立了由外经贸部牵头组成的六部委部际联席会议,给予帮助和指导。省委省政府经过权衡,决定对华闽进行重组,展开救助。      华闽公司当时亏损达44亿港元,涉及香港大大小小81家银行,而当时全省的财政收入只有270多亿元。由于华闽公司是福建在港“窗口”企业,所以境外债权人视华闽公司的债务为政府债务,追债的最终目标指向福建省政府。旅港乡亲出于爱国爱乡情结,出于维护省里形象,殷切希望省里出手相救。而省内一些部门和相当一部分干部对于要不要救、怎么救、谁来救、用什么来救,看法不尽相同,甚至还有人提出“在完全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国有企业能办得下去吗?华闽公司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重组华闽公司的工作归我分管,我深感难度太大,心里很着急。习近平同志宽慰我说:“老曹,不要急,我们一起想办法。”      要重组就要拿出优良资产向银行抵押贷款、向国务院申请相应外汇指标、向银行申请购汇相应人民币规模,要有强有力的谈判小组。当时没有可以参照的经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习近平同志亲自出马,同国家电力公司谈,把水口电站的36%股权谈下来,向国务院申请外汇指标,向银行申请购汇人民币规模。习近平同志还带我去向吴仪副总理汇报重组情况。由于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由于习近平同志的具体领导和支持,谈判小组终于谈成了一个双方都比较满意的方案。      经过两年零八个月的努力,华闽公司重组成功。经国务院批准,2002年6月,与境外81家银行签署了重组清偿协议。各方面都认为华闽公司的债务重组是成功的,并给予很高评价。国务院部际协调小组认为:“重组方案是可行的,措施是有效的,谈判是成功的。”华闽重组顾问认为,华闽重组是一个难度很大的案例,福建省政府尽了很大努力,拿出了各债权银行可以接受的好方案。香港中联办的领导认为,福建省下大决心挽救华闽,体现了福建省政府对外开放的决心和对香港发展的信心,是目前为止中资企业债务重组最成功的案例之一,中联办将一如既往支持华闽。香港主要的9家报刊在显著位置对华闽重组的成功作了正面报道。      第二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1998年,朱镕基总理亲自部署抓这项工作。这也是我分管工作中难度很大的一项。因为那几年,全国因粮食经营每年亏损达三四百亿元,到1997年,全国因粮食经营亏损引发欠贷1200多亿元,当时全国财政收入才8000多亿元,已不堪重负。粮食企业职工发不出工资的事情时有发生,有的地方出现收购粮食打“白条”现象。福建的省情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历史上就是个缺粮省,当时全年粮食自给率一直都在40%左右。每年因向外省购粮,花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往往拿着调粮指标,调不来粮食,或调来的是陈化粮、劣质粮。      习近平同志在1999年接任省长时,这项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我省国有粮食企业经营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更突出地显露出来。当时省粮食局有个离休干部叫宁元祯,给习近平同志写了封信,提出了他所了解的粮食经营中存在的5个问题:一是陈粮、陈化粮太多;二是粮储设施长期缺乏维修、仓储条件差,上漏下潮严重,如再不采取有效措施改善粮储设施条件,库存大多不能避免变质;三是基层粮站经费紧缺,库存粮食虫害严重,无法抑制;四是消防器具配备不到位,粮库火灾隐患十分突出;五是拖欠职工工资普遍,职工队伍极不稳定,有的因生活困难只好外出打工,不少粮仓已唱“空城计”,仓管员把锁匙交给家属或上缴粮站。宁元祯同志信中反映的问题在全省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他的信是2001年10月17日发的,习近平同志2001年10月18日收到后当即批给我,要求抓紧研处。我们于2001年10月19日就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讨论解决相关问题的措施办法。      习近平同志在担任省委副书记时,主管三农工作,所以对我省粮食产供销情况、粮改的重要性认识很深刻。他很快就深入粮企、粮库、产粮区开展调研。亲自动手、下大力气落实中央提出的“三分开”(政企分开、中央粮食事权与地方粮食事权分开、经营与储备分开)、“三制度”(省、市、县粮食工作三级行政首长负责制、三级粮食储备制度、三级粮食风险基金制度)、“一改革”(粮食企业改革)。      当时全国要求各省必须有3个月粮食供应储备能力。习近平同志根据福建长期严重缺粮的实际情况,大力支持并亲自决定将福建的供应储备能力提高到6个月,拿出真金白银多建45万余吨储量粮库,并增加粮食储备金,增加粮食保管费用。与此同时,习近平同志很注意抓农田改造、兴修水利、培植地力、推广良种,提高和保护粮食生产能力。采访组:习近平同志非常关注民生,很早就提出治理餐桌污染问题,您当时分管商业、流通、物资等工作,请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曹德淦:习近平同志对治理餐桌污染十分重视。他认为,随着生产发展,食品数量不再是大问题,主要是食品质量,食物中毒和食源性污染造成的疾病,对人的危害已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早在2001年,习近平同志就提出开展治理餐桌污染。他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具体部署在福建开展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工程”,并将这些列为当年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的第一件工作,成立由一位副省长牵头、几位副省长一起抓的食品安全综合协调机制。习近平同志经常亲自到市场检查物资供应和食品安全问题,特别是逢年过节,他经常会率队检查。曾经有人问习近平同志,一般说领导都会抓大放小,但您为什么会从一张小小的餐桌开始抓起呢?他回答说,民以食为天,所以老百姓的餐桌可不是小问题。      在习近平同志推动下,福建省在全国第一个实行生猪定点屠宰,积极研发、购置蔬菜农残和肉食品有害物质监测仪器,防止瘟猪和其他有害食品流入市场;大力推行“三绿”,即“绿色消费、绿色市场、绿色通道”工程,在生产、加工、流通领域大力普及健康、安全理念,推行严格管理的办法。习近平同志在一次全省会议上动情地说,群众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工作的着力点;人民所需要的,就是政府的使命。餐桌污染问题得不到解决,我们就无法向全省人民交代,就意味着失职。当前治理餐桌污染问题依然任重道远,而习近平同志早在20年前就下定的那种决心,表现出的那种魄力和执行力,激励、引领着一任又一任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朝着实现既定目标不断向前迈进。采访组: 您与习近平同志认识和共事不短的时间,对他领导工作的特点一定有一些深入的认识。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曹德淦:我感到习近平同志对大局和形势的把握非常准确,做事情有大思路,眼界开阔,站位很高。他作为班长,对班子成员既充分信任又大力支持,帮你想办法,解决难题,有担当。就华闽公司重组方案来说,每一个计划、每一个重要步骤最后都要他拍板定调。我清楚记得,当我把经国务院批准的华闽公司重组方案送给他看时,习近平同志对我说:“老曹啊,想不到还把这个事办成了!”这句话我记得很牢。那一刻,我深深地体会到,他在为每一个重要计划步骤做出决定时,也深知其中许多不确定因素和不可预见的风险,他都替我们担着。他作为班长,就是这样既放手放权,又敢负责、有担当。      他知识渊博,见多识广,有过人的悟性。一些他原本接触不多、不太熟悉的工作,你一讲,他就懂,并能迅速抓住重点、抓住关键。对其中大事、难事,他还亲临一线,亲自动手。例如,当年水口电站的股权就是他亲自出面去谈下来的。因为水口电站虽然福建省有投资,但国家电力公司是大股东,如果是副省长去谈,恐怕很难谈得下来。      习近平同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善于把问题放在会议上讨论,充分发扬民主。比如,他担任省长的那几年,每年都花许多时间,亲自主持讨论改善优化外商投资营商环境问题,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和建议。我们几位副省长很团结、也很坦诚,充分发表意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因为我分管外经贸工作,对减费、清规的意见和建议就会多一些。习近平同志认真听取大家意见,经常诙谐地说:“现在请外商、台商代表曹德淦副省长讲话。”在习近平同志领导下,那几年外经贸经营环境有很大改善。      习近平同志是一位能堪大任的领导,在他任上解决了那么多问题,处理了那么大的事情,但从来没见他着急上火,从来没见他训斥人,一直都是从容淡定,很有魄力、很有定力。      习近平同志善于抓重点工作、抓关键环节,有一股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狠抓各项措施的落实。在大力推进工作落实的时候,他不会讲严厉的话,而是说,那件事情怎么样了?我们要不要一起去看一下啊?态度很认真、很诚恳,也很严肃,让人不能不尽快去把工作做好。采访组:您的弟弟曹德旺先生是著名企业家,请您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重要指示,谈谈他关心民营企业家、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情况。曹德淦:2010年,习近平同志已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他和彭丽媛老师一道回福建,在接见曾同他一道工作过的老同事、老部下时,彭老师高兴地对我说:“曹副省长,您的弟弟是大慈善家呀!”我笑着说:“他为扶贫济困做了些事。”习近平同志在会见时,也询问了曹德旺捐资行善和创办基金会的一些情况。我们大家还一起合影留念。      2012年秋天,通过省政府驻北京办事处联系,我们在习近平同志的办公地点见了面。他手里拿着一支笔、一个本子,一见面就亲切地问:“老曹,今年多大了?身体还好吧?”他依然是那么真诚、亲切,身居高位也没有让人有任何距离感,完全是一种老同志、老朋友叙旧和回忆往事的情景。他依然十分关心福建的发展和进步,聊到不少事情。不知不觉间,一个小时就过去了。当我起身告别时,习近平同志握着我的手说:“请向你弟弟曹德旺带个好,我们都还记得他为福建的民营经济发展所作的贡献。”那一刻,我很感动,他已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了,还依然惦记着一个农民企业家。      后来,我还听说,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6月在贵阳主持召开脱贫攻坚座谈会、2016年7月在银川主持召开中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也讲了曹德旺搞实业、行善举的故事。曹德旺是我弟弟,是一位农民出身的企业家,很善良、很有爱心,又很耿直、很有个性、说话很直白。这些省里许多领导都知道,习近平同志担任过福州市委书记就更清楚。可他不仅在省、市工作期间关注和帮助我弟弟,而在身居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高位之时,依然还在关心。我在感动之余,联想到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向全党全国提出关心民营企业家、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要求,其中第五点讲到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强调各级领导干部既要守住底线、把好分寸,又要经常听取民营企业的反映和诉求,积极作为,靠前服务,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而不能成为挂在嘴边的口号。实际上,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不是他成为总书记之后才提出来,也不是只让各级领导干部去做,而是他在省、市工作期间就是这样在行动、在实践。现在提出这些要求,是他长期率先垂范的总结与升华。      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到福建视察工作,公务之余亲切接见我们这些曾一道工作的老部属、老同志,还和大家合影留念。我这里保存着一张他与我当时拍的合影,今天我也带来了。你们看,他依然还是那么亲切、那么谦和。来源:《学习时报》2020年6月29日第3版